3月18日，上海帐房孟斐理司铎收到并转寄给赵保禄司铎从巴黎发来的电报，宣布赵保禄司铎被任命为浙江宗座代牧主教！
白若翰司铎立刻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分散在浙江省各地的同会弟兄，每个人一收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向当选者表示了他们的庆贺和祝愿。
晋升主教的消息在赵保禄司铎心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三封保存下来的信件，使我们能够幸运地满足这份合理的好奇心。
第一封信是寄给他家人的，信中说道：
而您，亲爱的妈妈，请您每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保禄对于“圣母”有着一份特殊的回忆，他爱她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并且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来安慰她。哎呀！我同样希望您将我托付给仁慈的天主！这就是我所背负的沉重十字架。确实，在经历了这份幸福、叹了如此多的气之后，我在生命中第一次对于前往中国感到了懊悔。我刚刚开始品尝到传教的喜悦，但现在却已不得不向它们说再见了。我的传教士生命破灭了。未来的景象使我心绪不宁，并且有些让我感到失望。圣人们都害怕地逃走了……。而我并非圣人，我怎能不感到惊惶失措呢？尽管我竭尽全力，但仍不能说尔旨承行。我就像是一个面对着重担的可怜人，既无力承受也不能逃避。我环顾四周想要寻找一些出路，并且逃脱人们为我所准备的桎梏。哎呀！必须要忍受，必须要在30岁时担任主教；必须真诚地和一小群传教士一起承担起让2,300或2,500万外教人皈依的责任！您必须明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坏消息。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对您说，为了告诉您我的痛苦，并且请您为我祈祷。
这个消息让你们感到愉快吗？我想是的，你们可能会觉得当人们以后将称呼我赵保禄主教时，我会感到些许自豪。然而，你们很难相信。于我而言，我对此感到惭愧和骇然，尽管你们为能亲历这样的一次选举而感到喜悦，但是我以一份正式的拒绝给予了答复，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不应该采取极端的方法。正是从巴黎来的一份电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已做了各项预防措施来避免这件事，但一切都变得毫无用处。人们告诉我教宗的任命状很快将会寄到。真不幸啊！可怜的电报！这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不安啊！去年8月8日，宣布我所谓死亡消息的电报使你们完全陷入了沮丧之中。它欺骗了你们。但是我却因此获得了许多的祈祷。为什么电报的内容那么快就被否定了呢？为什么我复活后竟成了主教呢？还是把我留在遗忘和坟墓的寂静中来得更好。我只有一个愿望，一份安慰自己的希望，这就是今年的这封电报也是一个谎言。但是这封电报是在若瑟月3月19日星期三、圣若瑟瞻礼日发出的。我非常担心没有像去年那样的第二封电报来推翻它。
我们已经引述了赵保禄司铎第二封信的开头部分，在这封信中还提及了他父亲的死讯。我们知道他曾将此事写信告诉在里夫德比耶（Rive-de-Gier）的表妹。我们将这封信件的内容摘录于下：
我被这晴天霹雳（若望·玛丽亚·雷诺／Jean-Marie Reynaud的去世）打垮了，为了安慰我，人们宣布我成了主教。事实上，我很遗憾去年我的死讯没有能够得到证实。因为我开始体验到使我感到害怕的牺牲了，并且我已经自忖需要忍受多久时间。
为了拯救灵魂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为了我亲爱的新教友们的利益，我会在危险、痛苦和牺牲中找到快乐。传教士的生活是多么美丽的生活啊！尽管围绕着种种的困难，但是我热爱这份生活！现在它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我所有的希望都覆灭了；我的未来破裂了，我缺乏力量来冷静地思考那等待着我的事。
在这痛苦道路的开端，请你们再次为我祈祷。我并非处于苦路的起点，而我却希望已经到达了终点。
他在痛苦中的第三位知己是他的老本堂达味司铎，赵保禄主教写信给他说：
今天（9月24日），我庆祝了来华后的第五个生日。如果我曾预料到现在压在我肩头的这份沉重责任，那我绝不会踏上这片土地。我曾热切地希望前往中国，因为我想去的是一块苦痛之地，去一片真正的战场战斗。我的心愿似乎实现了；我已经尝过了传教士生活的喜悦，我抵御过各种危险，投入过各类战斗，当罗马的命令到达时，他必须离开普通士兵的行列担任要塞的指挥官，我的意思是担任我们省的牧人。对于我的软弱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重任，是一份极其痛苦的与我梦想和兴趣之间的永别。
在一封赵保禄司铎写给一位里夫德比耶同乡、在巴西传教的高隆贝司铎的信中所用的语气则较为愉快：
你不指望我能来访，并且很难在主教的外表下认出我来。然而，我还是我，一个可怜虫，你在里夫德比耶、圣乔达德和总院的朋友。你可能将会因我改变了外貌而抱怨我，而且不希望在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里看到藏在孔雀羽毛下的可怜八哥。哎呀，亲爱的高隆贝，来到中国真是极大的惩罚；人们非常渴望，并向那些生活在免受主教职务羞辱的幸运美洲人投去多么令人羡慕的眼神。我现在似乎成了驼着圣髑的驴子，而从这项使命中体会到的乐趣又成了我的痛苦和困惑。将来有一天，你会原谅我自陷于这样的一个陷阱之中吗？我觉得你不会；但是我希望你至少会对我表现出些许怜悯，并会为我因所犯下的并不严重的错误而受到的惩罚祈祷……
1884年3月7日，教宗敕令任命赵保禄司铎为富苏拉主教，兼任浙江宗座代牧；5月11日，赵保禄司铎收到了这两份敕令。
第一封敕令这样写道：
由于富苏拉教区最后一任孟振声主教去世而出缺，教宗任命赵保禄司铎顶该主教衔，他的虔诚、学识和美德值得人们称颂。
当选者有权在所有与圣座共融的主教，以及两位其他主教、或在他们出缺的情况下由两位担任教会要职的司铎襄助下接受祝圣。
赵保禄司铎顶衔的富苏拉主教是什么呢？——根据惯例：1882年3月3日的法令撤销了在外教地区的主教。
格莱尔司铎写道：富苏拉（Fossala，Fossula，Fussula，Fisson）是位于西非努米底亚省（la province de Numidie）锡尔特城（Cirte）的一个主教区；这是一座距离希波（Hippone）四十里的城堡，在圣奥斯定的时代被划分为独立教区。人们知道那里曾有过两位主教，第一位是安东尼（Antoine），他在为谴责佩拉热派（Pélagien）异端而举行的米莱韦（Milève）主教会议致教宗圣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的信中被任命为主教。
正是伟大的希波主教圣奥斯定亲自创立了这个主教座。在他的著作中曾两次提及富苏拉的名字。——“哀斯贝，住在我附近，在富山，助贝地（Zubedi）有一片田地。他听说自己的房屋为邪魔所扰，啰嗦他的仆人及牲口，当我不在时，他请了几位司铎去念经驱魔。一位司铎去举行了一台弥撒圣祭，恳求天主命邪魔停止难为人，因着天主的仁慈居然立刻停止了。”在这位圣师的第209封信中也曾提到过富苏拉。奥斯定在祝贺教宗塞莱斯定（Célestin）当选之后，便开始进入了他的信件主题。他首先提及了富苏拉的位置——正是在那里，我们曾提及的格莱尔司铎获悉了他们的情况；圣奥斯定没有将富苏拉主教座附属于锡尔特城——随后，他打算任命这位安多尼主教（évêque Antoine）担任富苏拉主教，但是这人辜负了他的期望。
赵保禄主教顶衔的这个主教座有着各种不同的命名方式，他选择了在宗座敕书中找到的这个名称：Fussula（富苏拉）。应该称为：“évêque de Fussula”（富苏拉主教）。
宗座代牧一收到教宗任命状就指定在6月29日、他的本名圣保禄瞻礼举行祝圣典礼。赵保禄主教希望郑重其事地举行这项典礼。他邀请了江南宗座代牧倪怀纶主教，以及直隶和江西的同会弟兄田嘉璧主教、戴济世主教、白振铎主教和王吾伯主教参礼。
因各种原因，祝圣典礼预定日期前的一个星期，宗座代牧确定三位在上海的主教：白振铎主教、德玉明主教、倪怀纶主教，请求第一位主教担任他的主礼，另两位主教担任襄礼。
此时在宁波的圣母升天堂里，祝圣典礼所需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伊伯铎司铎，5月31日自上海返甬；卢类思司铎，赵保禄主教认为他在布置上具备一定的鉴赏力，因此宗座代牧将他从衢州召来；白若翰司铎、舒静安司铎都抢着想要来装饰圣堂。帐幔、人造花环、巨大的中式灯笼，样样具备。毋庸赘言，为了展现出场面的宏大，各种徽章标志大量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当事人曾对于他牧徽的设计提出询问，孟斐理司铎曾这样答复说：“弗龙蒂尼司铎（M. Frontigny）写信告诉我：通常情况下，所有修会会士在晋升主教品时所设计的牧徽，一半取材于他所属的修会的纹饰，另一半取自于他的家族或是他所效忠的团体的纹饰。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主教都遵守这个规定……”（1884年4月28日的信件）。富苏拉主教所选择的牧徽让人想到了他所属的遣使会的纹饰；牧徽上因此绘有：
两个相等的部分：第一部分是蓝色衬托着的天主；第二部分是金色的耶稣圣心造型。牧徽上的拉丁文铭文是：请你将灵魂交给我（Da mihi animas）。这句话借用了圣经创世纪第十四章第21节，事实上，这段译文是错误的，因为在所引用的章节中，根本不是灵魂，而是囚徒；但是大家都知道，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圣经的注释者们从中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宽松含义，而天主知道虔诚的作者和讲道者是否滥用了这样的解释！牧徽的上方刻着遣使会的格言：上主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Evangelizare pauperibus misit me.）
预见会有许多的教友来参礼，而他们无法拥挤在显得狭小的教堂里，人们用彩色玻璃板制作了一个覆以幕布的长廊，人为地将中殿延长；长廊一直从教堂通到了临街的大门口。
祝圣典礼一个星期前，当选者离开城里的住院前往江北，他在那里通过避静和祈祷准备领受赋予他主教尊位的这件圣事。
宗座代牧区所有的传教士都受邀参加盛典，几位耶稣会司铎陪同主礼主教和两位襄礼主教一起从上海来宁波；三德堂（巴黎外方传教会驻沪帐房）帐房梁司铎（P. Martinet）担任赞礼；准备返回比利时出任圣母圣心会总会长助理的甘肃传教士李崇耀司铎（P. Gueluy）陪同德玉明主教一起出席典礼；二十名修士随同他们的院长司铎李思聪从舟山出发；宗座代牧区各地的教友们都来向他们的新牧人道喜。
6月29日早晨，城里的传道员结队前往江北恭请当选者，并且担任他的护送队伍。游行队伍开始出动。打头的是三位主教，将要接受他们祝圣的当选者由传道员护送紧随其后；接着是传教士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由道台派来维持秩序和为这庆典增添光彩的一队五十人士兵；最后，有一些欧洲人作为队伍的殿后。
这支由轿子队伍组成的游行队列和士兵们携带的军号发出的各种声响吸引了一大群好奇的人涌上街道。住院周围挤满了观众，以至于商贩们为了免遭偷窃都谨慎地决定关闭他们的铺面。
我们将不过多地描述一位主教的祝圣典礼。
祝圣典礼结束，当赵保禄主教手持权杖、头戴高帽环绕教堂举行第一次降福时，那些得以进入教堂围墙内的外教人说道：“教友们选出了一位国王！”有超过三百名女教友在济贫院吃了午饭。我们传教士接待的男教友不会少于女教友的人数。这些数字可以估算出——除了宁波的教友之外——从各地赶来参加这场庆祝的教友人数。
傍晚，新主教唱了一台隆重的圣体降福，作为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所有宗教典礼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