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主教最初的行动
当葬礼结束之后，人们把苏凤文主教的遗体送去了传教区的墓地，前宗座代牧的意愿，暨传教士们的共同意愿是将苏凤文主教的遗体安葬在江北天主堂旁。人们为了执行这项计划，在任命他的继任者期间等待着。成为了宗座代牧的赵保禄主教，毫不迟疑的让人在教堂北面、祭台的外侧开凿墓穴，用于安葬他前任的遗体；他决定在他晋牧后的第二天举行落葬。——由于教堂扩大，祭台被拉长了，并增加了两个耳堂，因此墓穴位于北耳堂中；对面嵌在墙上的是一块刻着如下文字的墓碑：
之照光永
Hic jacet
Ill. Us ac Rmus D. Ed. Fr. Guierry
Congrnis Missnis
Episc. Danabsis
Vic. Ap. Tche Kiang
Assis. Tchrono Pont.
Appulit ad Sinas
Anno Dni 1853
Obiit Ning Po die 8 Aug. MDCCCLXXXIII
Annos natus 58
墓教主苏
R.I.P.
译文：但愿永恒的光明照耀他（永光照之）/长眠于此的是/尊敬的苏凤文/遣使会会士/领大那巴主教衔/浙江宗座代牧/主教宝座/天主降生1853年/到达中国/1883年8月8日在宁波去世/享年58岁/苏主教墓/息止安所。
现在宁波江北堂重立的苏凤文主教墓碑
位于若瑟祭台侧
因此，6月30日早晨，四位主教在传教士和穿着丧服的教友引领下，相继前往墓地。在那里，赵保禄主教让人起出遗体，接着，葬礼仪仗队上路前往教堂。正是倪怀伦主教——是由已亡的主教祝圣的——唱了弥撒。在各位主教行了追思之后，棺木被下葬在为他准备好了的墓穴中。
葬礼仪式结束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另一些隆重的典礼在舟山铺开了。没能前来祝圣富苏拉主教的王吾伯主教（Mgr Rouger）在7月8日到达了上海。赵保禄主教一得知他江西南境代牧区的同事到了上海，就邀请他前往宁波，以便随后陪他一起前往定海，在那里，新任浙江宗座代牧将给傅雪余执事和王恩兴执事授予铎品，在他主教任期内将会祝圣许多的司铎。他同样邀请了上海的账房司铎和罗安当主教，后者已有七十高龄，他连续42年生活在江西的传教区。王吾伯主教、罗安当主教和孟斐理司铎分别在15日或16日，以及17日到达宁波，在赵保禄主教和其他两位传教士的陪伴下启航前往舟山。伊伯铎司铎赶在他们六天之前到达那里，为将要晋铎的执事举行避静。
修道院的修生们竖起了十字架，教友们展开了各式旗帜，岛上的传教士穿上了祭服的衣服，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已经被领入典礼坐席的尊敬的观礼者；立刻，空中就爆发出了鞭炮的响声，而且也让人听到了欢快的钟声，而修道院的修生们则热忱地咏唱“我灵赞颂我主”。
19日，圣味增爵瞻礼，在由赵保禄主教主持的小弥撒中，已经完成了两年初学的王恩兴宣发了加入遣使会的圣愿。9点钟，王吾伯主教主持了弥撒。
7月20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在这一天，主教行使了他最高的牧职，他被赋予执行者的权力：他让人在我们两位中国执事的手上倒上圣油，并祝圣他们永为司祭……。这次晋铎典礼在圣弥额尔堂举行，富苏拉主教在同一天的晚祷中，祝圣了自他初到舟山时就向热内修士要的大钟。
这安置在教堂入口处坚固钟楼上的大钟，装饰着华丽的白色钟罩，这个钟罩是我们舟山修女们的杰作。在预定的时间，根据教会规定的礼规举行了典礼，由圣油祝圣的大钟立刻就让人听到了它喜悦的声音……
在傅雪余司铎晋铎二十来天之后，他离开宁波前往衢州，他会在那里替代被召回参加年度避静的彭客达司铎，并能重新见到居住在麻蓬的家人。年轻的司铎在杭州停留，以便在那里等待能够带他前往衢州的小船。然而，吴纳爵司铎（M. Urge）在24日写信给主教，特别让他了解：
傅雪余司铎今天没有启程前往衢州，并且根据我的判断，由于他病情危重，完全不能出发，他面露死色。直到目前，我请中医来治疗他。他已经咨询了两名中医。在我看来，他要么活不久了。
赵保禄主教无法想象在一个月之前刚刚祝圣的这个人竟是如此地接近死神，而年轻的司铎无法在外表上如此超前地显示出一个病痛的征兆。
9月18日，吴纳爵司铎写信说道：
主教，今天我向您报告一个极其伤心的消息。善良的傅雪余司铎昨天去世了。他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安详地去世了。我们为他准备了一场适合他状况的葬礼，这同样是为了圣教和我们教友的荣誉。明天我们将为他落葬……
宗座代牧对于傅司铎如此突然和出乎预料地去世感到强烈的痛心，他在22日给吴纳爵司铎的回信中写道：
仁慈的天主在他铎职的开始就将他从我们这里拿走。然而，他的机智和美德应该能够提供巨大的效用。
9月14日，徐仲章被祝圣为5品。
账房伊伯铎司铎的离开留下了孟斐理司铎一个人。上海的账房司铎请求赵保禄主教重新派遣伊伯铎司铎给他，“既然总会长司铎指定他（至少是暂时地），而如果我恰巧又是独自一人……”（写于7月29日）。主教总是乐于助人，他满足了孟斐理司铎的请求，卢类思司铎去了上海。
然而，两、三天之后的8月5日，账房司铎通知富苏拉主教：“将派遣两位年轻的同会兄弟给您！……但是，您知道您必须给我一名同伴——这一次是规定，并且在候选人还没有到达之前，我不会将正直的卢类思司铎还给您，我们将完全使您人手充足（事实上，医生曾发现这位衢州的传教士有轻微的肺部病变，他在账房应该一直待到了下一年的6月底。）”这位候选人正是刘安多司铎,从第一次指定他起，已经三年了。
在孟斐理司铎将这些消息告知主教之后的几天，新来的传教士在上海登岸了，8月15日早晨，两位指派给浙江的传教士到达了宁波；他们是郎守信司铎和方嘉禄司铎。他们在1884年6月7日同一天晋铎。
既然富苏拉主教必须提供一位同会兄弟给上海的账房，那么代牧区只是收到了一位司铎。这个约定让富苏拉主教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到底选择谁作为孟斐理司铎的同伴呢？在主教的思想中，他不能让最年轻的兄弟分离：他在舟山协助传教工作后，就能够评估他的才能，并观察他能为传教区发挥的作用；主教肯定不愿意让出伊伯铎司铎。刘安多司铎，现在64岁，并在浙江度过了25年；他患了好几处残疾，这使他不再能够从事传教这样的活跃职务；但是，这些残疾没有影响他承担副主教的职务。他对于宗座代牧想要调走一位相对无力的合作者而表现出的体贴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在上海驻留对于刘安多司铎本身的健康状况有好处，在那里，通过与他能力相称的工作照管着所有的事。最后赵主教安排刘安多司铎到上海帐房服务。
车福浜的这位老传教士在上海的账房继续生活了两年，他于1887年1月17日凌晨1点在那里去世了。他在三王来朝瞻礼奉献了他的最后一台弥撒。
10月份，仁爱修女会的总会长指定赵保禄主教在浙江建立仁爱修女会。主教在11月5日的信中回复道：
总会长和总会长司铎，请你们不要为了刚刚委托给我的长上头衔而期待我的谢意。尤其是，你们应当希望相信我并不习惯长时间正式地承担这项职务。鉴于远离母院，并由此产生的各种困难，必须给予修女们一位专门的院长。与此同时，本主教将能够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他的职责，投身于传教事业；他更多地属于教友，一切只会发展的更好……
这项任命使赵保禄主教获得了管辖的权利，才使得年轻的女子和中国的寡妇被接纳加入仁爱修女会。在苏凤文主教时代在浙江省已经有了一位中国修女和三位希望加入修女院的中国女子。正是富苏拉的主教挫败了那些严重阻碍这些女子进入修女会的偏见。
1884年11月6日，宗座代牧写信给菲亚特司铎：
现在，我想和你谈一点关于中国修女的事。田嘉壁主教写过一份不太有利于她们的报告。这份报告严重地表现出了他的观点，并提出了许多的条件。它对于北方是可行的。为了我的利益，在宁波，我担负起了为她们的利益辩护的责任。在我眼下，有一个可能罕见却又真实的例子：人人都喜欢夸奖路济亚修女的灵巧和美德。这是一个单纯、虔诚、温顺，以及有文化的女孩子。而由于上述的所有这些品质，她有着我们欧洲的修女们完全没有的语言才能和对本地风俗习惯的了解。且将美德放在一边，我肯定在中国，首要的长处是讲好中国话，越讲得好就越便利。这份肯定对于中国修女们完全有利。中国修女的协助对于她们（外国修女）非常有帮助，首先对于她们说好语言，接着对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习俗；然后，为了更了解诊所发生的事；最后，为了避免工人想要支配一切的企图。
正是在这里，一个间接的理由只是在这个例子中起作用，在这里，中国修女被证明拥有足够投入服务的美德。然而我要说，基本上：如果一名中国男教友能被祝圣为司铎，何况一名中国女教友也能成为仁爱会修女。如果根据传信部的指令，我们必须同样看待一名本地的传教士和一名欧洲的传教士，并相信他们同样能够担任修会的长上；甚至，我们必须试图建立这种平等；何况我们还必须接纳一名本地的女教友，她至少可能成为一名单纯而善良的仁爱会修女。
另外，经验完全推翻了这些结论。我谈论过路济亚修女。我们有三名新加入的修女刚刚穿上会服。她们善良的意愿令人钦佩；她们已经投入服务，一旦她们全身心地投入使命之中，她们将是非常有用的。在宁波城里，我注意并了解到不只一名年轻女子，她们在一名圣味增爵的善良女儿身旁完全没有做出坏表样……
在赵保禄主教被祝圣为富苏拉的主教时，浙江宗座代牧区状况：1883-1884年度，有420名成人受洗；由圣婴善会捡来的婴儿人数增加了50来个；扣除这一年中突然的死亡人数，在1884年6月30日，人们测算在浙江省有6,332名教友。在苏凤文主教去世时，有34座圣堂，潘浦的圣堂刚刚建立。望教者的人数有640名。传教区有12,600法郎的资产。
赵保禄主教来到中国时，不再拥有大量富裕的人际关系了，但是他仍求助于除他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在这些写给他们的信中，他谈到了资源的匮乏以及传教的需求，如果宗座代牧能够更少地为钱所困，那么慈善事业就能够实现。
死亡阻止了苏凤文主教向传信善会的理事会撰写年度报告。赵保禄主教不得不肩负这项任务。他写道：
我们群龙无首地留在战场上，处于痛苦和危险之中。现在不正是比任何时刻更指望你们援助的时刻吗？不正是将我们的视线转向你们的时刻吗，既然对于我们来说，你们不就是仁慈天主的圣意吗？你们通过祈祷、劝告和哀怜帮助我们妥善地度过了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时刻。
主教找寻新的资源，并采用各种方法来获得这些资源。从那时起，主教已经建立起了各项庞大的计划：在温州和衢州各建造一座教堂；让从前由田嘉壁主教创建并且从那以后开始衰退的行医授洗的学校恢复生机；为老人们开设安老院；在宁波设立修道院；甚至于，想要在舟山群岛建立一座朝圣中心。赵保禄主教在1884年10月8日寄给遣使会总会长的1883-1884年度报告中，让他了解了他的部分设想，要在田嘉壁主教时期圣婴会占用的、除了南门之外的土地上创办一座安老院，并将乌龟山的小修院搬去那里。在11月4日的一封信件中，他给出了搬迁的理由：
所有人都希望搬迁（除了徐志修司铎改变了主意）。这样的变化变得必要，或者至少非常有利于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学生的人数要求更多的老师。仅仅一名老师不能满足需要，而且我们不能只给他们两名普通的老师。如果修道院仍然留在乌龟山，院长司铎就不得不照管农场、照顾教友，还有许多更加不能兼任的其他事务需要他负责，甚至即使他摆脱了其他所有的事务，都无法适当地完成职务。他必须教授所有的课程，从ABC直到神学。仅有一位传教士无法达成目标。必须有人帮助他，何况第二；如果修生只有一名老师，那么他们的培育始终是不完善的。有一个观点认为他能够是优秀的老师，而其他的观点认为他完全是有缺陷的，或者至少是有待改进的。修生的教育因而受到了损害。就是对于老师来说，如果仅仅只有他一个人，他被极其单一地用在相同的职务中。他不可能行使司铎职务：对于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来说，在讲道、传教、探望教友的期望中，总而言之有着一份更加积极的传教使命，因此这是一份非常大的考验。
然而，如果修院搬去了宁波，首先，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来协助院长司铎，在学生周围协助他的职务，这样他们就能够看到和听到许多的老师。其次，他们彼此之间也可以相互弥补不足。而且，有时也方便院长司铎从事牧灵工作，或是当另一位司铎代理他的职务、担负他的工作时能够派他去某个堂口。另外，修生们在宁波能为我们的礼仪庆典提供很大的协助，那里是教友聚集的主要中心……
宗座代牧在11月17日写给同一位收件人的另一封信中，重提并扩充了这些想法。从那时起，招收更多的本地神职人员已经成了主教的一个最大的挂念：
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工人；尽管有着人们最好的善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您都不能长久而频繁地提供给我们工人。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以便在这里招收到足够数量的工人。感谢天主，我们有了一个优秀的小核心，它的人数每天都在增长，并且给予未来许多的希望。和安当司铎热忱地耕耘着它，将会硕果累累。每一名传教士都在他的周围寻找，并且选择那些看起来更加虔诚、更有学问并渴望选择这份圣召的小孩子。
“而安老院呢？”这是圣保禄·味增爵心中最珍贵的伟大事业。
我希望在仁爱会修女的所有会院中看到它。首先，外教人看待它比起看待圣婴会的事业更受尊重。他们认为婴儿是没有灵魂的可怜受造物，因此他们没有达到有理智的年龄。人们提供给他们的财物很少得到赞扬。而老人则相反，他们应当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并且子女们应该以孝道来回报他们。那些照管他们的人值得受到一切的颂扬和万分的赏报，等等。其次，这也是必须的，因为有许多的老人没有依靠，他们来敲打我们住院的大门，而他们应当被赡养终老。这个制度是混乱的，表现出许多的弊病，等等。必须把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为了筹集特别的资金和提供最好的照料，从事一项事业。最后，在南门的计划中，这项事业能够给予修女们机会和方法给许多临终的人付洗。
但是，赵保禄主教先前已经向总会长司铎陈述了这些庞大而更加审慎的计划，菲亚特司铎无疑认为太过宏伟并为时过早了，他曾在9月26的一封信中写道：
您应当略微谨慎地从事这些计划……考量您的财产；斟酌您的想法；通常应该跟从绝大部分人的意见；这将给您带来幸福。”主教答复：“首先，我的想法中只有一项计划：归化外教人，望教者！而对此，我必须有工人，我寻找方法获得许多优秀的工人；既然我不能等他们从欧洲来，那么我必须亲自寻找和培育他们。与此同时，我竭尽全力精心培育将来有一天要管理它们的传教士，并且领导收获的工作。新来的同会弟兄怀着热情专心学习中文，并将能够有一天成为优秀的地区会长。他们会比普通的传教士学习更加丰富的学科，在没有主教的协助下处理更加重要的事务，他们会带领2名、3名或4名本地的传教士；他们全心投入到托付给他们的地区的信仰繁荣和扩展。这项计划多少有点远大，但是，我通过南门的计划，以及推动新来的同会弟兄好好地学习语言直接地关注着这项计划。然而，我们年轻的汉学家们在仁慈天主的助佑下，并借着祂的圣意将逐步到达目标，尤其是伊伯铎司铎和郎守信司铎，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将不会半途而废，强有力的理由首先支持并推进南门的计划。
但是，您又提到必须仔细考虑我的计划。然而，南门的计划并非是新的。我深思熟虑这项计划已经有3、4年；我始终觉得这项计划更加迫切，也更加有益。
最终，我极其成熟的计划不得不服从我的咨议会中大部分人的意见，等等；因此，我是幸运的。然而，南门的计划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秘密。我和所有生活在我周围的人谈论过这项计划，我无数次和他们一起实地走访、丈量土地，并准备了我曾寄给你的草图……
他的笔成了他用来激发捐助的工具。
从11月起，他给今天在有着“流淌着金子的河流”之称的拉丁美洲的六、七位传教士——遣使会的同会弟兄写了信！正是这两位圣若达小修院里夫-德-比耶神职学校的、和他一起坐在长凳上的同学，在学校里，他们一起分担了命运，若望-弗罗莱·布雷司铎和高隆倍司铎，他们对于成为了主教的、他们朋友的最初呼求有了回应。在开头谈论了宗座代牧因此所承受的痛苦，以及他所盼望的“大量得救的果实”之后，主教继续写道：“这就是为什么，远远没有使我们失去勇气，我们准备采摘丰富的收获。在战争结束之后，将是巨大的贫困和众多的需求，哦！如果我们手中有着足够的金钱！人们说，美洲的河流里流淌着小块的贵重黄金。因此请尽量收集一些以便实现我呈现给您的计划……”。
同一天，11月12日，他在给高隆倍司铎的信中写道：“我们希望并保证，这些苦难将成为受祝福的种子，以后它将结成祝福的果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准备着丰富的收获。为了采摘更多的收获，我们想出了一项我寄给您草图的计划。人们说美洲遍地是黄金。我们是否能恳求收到一些小块的黄金，而非是大块的黄金，以便援助各项事业的需求，并实现美丽的愿景呢？”
他给托格司铎的信中写道“我的来信有点热切——正是在第二天——这是一封教友们的邀请信。我在其中增加了一项将使你感到惊讶的计划，既然为了实现这项计划我至少需要150,000法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巴西寻找黄金，人们说在那里的河流中流淌着黄金。我在那里有朋友，有同胞，有同学，有同会弟兄。借着他们施舍的帮助和他们衷心协助的支持，我希望很快我们就能够为这些慈善事业奠基。”
“正是有着完全特别的幸运，我能将你的名字刻在善心人的行列中。因为，我首先肯定，一位非常不幸的老朋友的呼唤将在你的心中找到回音。”其他的一些“朋友”，斯加雷拉，费里诺，拉高斯特等等同时都收到了相似的请求。
当下，正是其它的忧虑困扰着宗座代牧，甚至折磨着他。差不多就在他被祝圣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大大偏离了他想要促进的各项事业的成功，并有着毁灭它们的危险。在那里困扰着新长上领导下的传教士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