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使徒工作的准备
保禄要求加入的遣使会是一个颇闻名于世的修会，其会祖是一个深受民众欢迎的人物，为此简单介绍一下这修会历史和在中国的福传。
此修会初创于1625年，是从事“乡间贫民工作的”。它把创办于十三世纪中叶的“良家子弟”公学作为第一个会所。那时圣味增爵被任命该公学的院长，巴黎总主教德贡迪（de Gondi）一定要把这所公学赠予这新诞生的修会。七年后，圣拉匝禄隐修院，过去的麻风病院，长期以来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而空置着。但那里居民却一直有着八位加入圣维克托（Saint Victor）修会的议事司铎。后来拉匝禄隐修院院长自己要把这座隐修院赠送给味增爵司铎，他接受了这赠送，并于1632年把修会团体搬到了那里。这样拉匝禄隐修院就成了这新修会的总院，而直至法国大革命。而且正因为如此，遣使会会士通常也被人称作拉匝禄会会士。拉匝禄隐修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已改变为服苦役的监狱，为此圣味增爵的子弟已无法收回他们的会祖曾生活过，并安逝在那里的这座古老的隐修院；但对他们来说，那地方确实是有许多理由值得珍惜和纪念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点，就把坐落在塞韦勒（Sèvres）大街上古老的洛尔热（Lorges）大厦给了遣使会的司铎，作为他们的产业。后来那里经过改造和扩充，就成了遣使会的总会所在地，至今犹在。
最初的子弟们，忠于会祖以身作则的谦逊和单纯的精神，以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宣讲福音，获得了丰硕的救灵成果，以致许多教会神长要求会祖派传教士到他们的教区里去。不久，他们的工作和救灵神火的声誉已越过了法国国境，而且就在圣味增爵在世时，已很欣慰地见到在意大利、爱尔兰、波兰，甚至在瑞典，成立了他们许多神圣的大家庭。他也派遣会士到柏柏尔人的国家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去，要他们在那些俘虏中履行圣职。因为他比谁都更了解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的信仰所遇到的危险，因为他曾亲自前去，成为突尼斯那里的奴隶们的同伴，将近两年之久。但他的救灵神火并不到此为止，因为他的爱德所拥抱的是整个的世界，他要为基督征服这世界：他已在马达加斯加安置了他的传教士；他们中的一位传教士艾蒂安（Etienne）司铎，曾写信给会祖圣味增爵的第一个继承人说：“我将远至中国和其他不信天主的地方去，给我们的修会开辟道路。我远涉重洋去中国，这岂不是真福会祖心中早有的计划。”从1697年起，会祖圣味增爵的这个愿望已由他的弟子们初步实现了；而在他逝世125年后，便完全实现了。
遣使会第一位到中国的是毕天祥司铎。1697年教宗依诺森十二世责令传信部筹备远往中国传教的队伍，该部便要求各修会提供适合于这传教事业的会士，遣使会也参与此事。之后，有穆若望、德里格等来到中国服务。
因耶稣会受到了取缔，1783年12月7日传信部决定把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区，均归属于遣使会的司铎们管理。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区的现状：在交给他们管理的十三个代牧区内，已有69万天主和教会的儿女，中外传教士288位，以及由他们培养而辅助他们的319位国籍教区司铎。他们除了设立了两个吸收有意成为遣使会会士的中国青年进会的会院外，还管理着他们所在地的那些大修院。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人及事，是保禄将要去认识、去仰慕，并在其光照下前进的。
翌日，1873年5月19日，保禄进入圣拉匝禄会院，开始初学，遣使会惯用的说法，这是一个预备期，是他接受培育的时候。
在这学习度修会生活的二年内，世俗的或教会方面的学业占很不重要的地位；每天的时间都用在神业工夫上面：默想、阅读灵修书；通过会宪和会规的学习，使人知道修会的详情及其宗旨，知道以什么合适的方法来达到此宗旨；通过对修会圣愿的讲解，在到了发愿的时候，使发愿的人洞悉自己所要投身其中的神圣事业。为了使这些年轻人不因神业上的操练精神太紧张，能得到放松，其间就安排一些不怎么用心思的事，除了消遣娱乐外，还让他们自己挑选一些手工活来散散心。
但初学院的神师，在不断灌输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外，还致力于使接受他培训的初学修士加深对自己圣召的认识和尊重，他考查他们的倾向和性格，如发现有什么缺点，便尽可能把它们消除。总而言之，他培育他们能更好地履行他们将来的神圣职务。
初学实际上就是考验，而考验根据考验者丰富的想像力可以有许多形式：不仅有一些根据各种情况提出来的特殊的或一般的意见，而且还可以用一些对修会会规在某一点上有所违背的行为来考验他们。还有些即使并不幼稚可笑，但对接受的人看来也没有好处的命令，以及让他们接受一些修谦逊的处分等。对他们进行这种考验，完全根据每人的脾气性格而定。应当考验的次数多少也完全根据各种情况，各种心灵状态而定，而且有时也会根据发出指示者自己的性情而定。另外，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考验的方法是好的，因为这都是从过去的隐修士那里继承下来的，而且在各种各样的修会中至今一直不断地在使用它们。况且，有人认为经受这些考验并无大害，但不管你怎样认为，这些小麻烦对初学修士来说，开始总是有些难以接受的，但并不是只对一个人是这样，而是对每个初学修士都是这样。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这样的考验对他们来说是认真的，他们很快就不会有刚开始时的那种深刻的难以接受的感觉。
新来的要求进遣使会的人，曾有一位圣德卓著的指导司铎尚雄（Chinchon），他给拉匝禄会院留下了克尽厥职的初学神师美誉。虽然他曾一心想到中国传教区去，但在晋铎后，却被任命为卡尔卡松（Carcassonne）修院的教授，历时八年之久。他知道如何培养修生们对他的信任，而他们对他的指导都予以很高的评价。为此，总会长司铎便把他召至巴黎总院，任命他为修生的指导司铎。他的性格既温和又坚定。他要根据圣祖的要求，把托付给他的修生陶育成符合圣祖精神的传教士。他在可能的范围内，绝不放过一个人多少已显露出来的过错、短处和怪癖，一定要求他改正错误，革除毛病。
为了达到这目的，他有时就求助一些独特的方法。有一个初学修士受到了还俗的诱惑，多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的指导司铎。尚雄司铎每次都鼓励他要忠于好天主的圣召，然而他并不把指导司铎勉励他的话记在心里。就在他要走的那天，他到尚雄司铎房间里去，告诉他自己已作了离开修会的决定。尚雄司铎听到他这个没有预料到的声明后，便站了起来，把自己的司铎帽子掷在桌子上，对他说：“拿起你的行李箱走吧！对你的固执，你会后悔的。”这时，这个要返俗的修士被他这严厉的话深深打动了。他在走出房门之前，便跪下来求指导司铎最后一次的降福他，当他领受了降福，站起来时，只听到尚雄司铎对他说：“现在我不但不要你拥吻我，反而要你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并命令你从我身上走出去。”这一情景终于打动了仍站在那里的那个初学修士的灵魂深处，从此他不再有那放弃圣召的诱惑了。
另有一个有些神经质而好激动的初学修士来到这位指导司铎那里，尚雄司铎知道他要来见自己，便把一把椅子放在房门后面。那修士一听到“请进”的声音，立刻推门而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尚雄司铎便对他说：“开门时要小心才行，现在你得把推倒的椅子放在原处。”慌乱的初学修士由于这意外的事故正在生气，在受到这训斥后，便粗暴地把那倒下的椅子扶了起来。“你要轻轻地扶它起来，再说不应把它放在那里。”于是那修士把椅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你得看看清楚，那里是放椅子的地方吗？”他又一次把椅子放错了地方。奉命一再安放椅子的这个初学修士，每受到一次批评后就得再搬动一次椅子，已使他怒气冲冲。到了第四次再放那椅子时，又听到指导司铎说那把可恶的椅子还是没有放对地方时，这个性情暴躁的修士便双手把那椅子高高举起，用力地向地板上猛摔，结果把它摔得粉碎。这时指导司铎便故作惊讶地，但仍和善地前来开导这个容易发怒的年轻人，让他感觉到不努力改正自己过于暴躁的毛病，会发生多么不幸的后果。最后他对这个年轻修士说：“现在我们一起跪下来求天主宽恕这个过错吧！”他教训这个年轻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保禄就是要在这位司铎的指导下学习度他所仰慕的修会生活，并获得这修会的精神而成为一个遣使会会士。即使他并没有像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例子那样，需要改正错误，革除毛病，但他还得以最好的方式，绝不抵触地接受种种较轻的考验，这是人人都得经历的。他在初学院里时给人的印象是：庄重而不严厉；知道严肃是应与健康的乐趣相结合的；他虔诚热心，而不过于谨小慎微；他专心于神业工夫，但他十分注意锻炼身体；他对生活在一起的人发扬爱德，竭诚为他们服务。等他上了年纪，现在已是宁波宗座代牧区的主教时，他在与人交谈中仍会想起他以前的指导司铎。他们会从他谈话时的神情中，感到他还保持着对那神长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保禄在初学院时，亲历了几件遣使会的大事。总会长艾蒂安司铎，人们称他为遣使会的复兴者，于1874年3月逝世了；而于9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五位代表到总院里选举他的继承人。数天后，终于选出了第五任总会长——博雷（Boré）司铎。
保禄二年预备期结束时，毫无异议地被允准矢发圣愿。1875年5月20日，这是他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满全了他心中最热烈的愿望，通过修会圣愿，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从此永远属于圣味增爵神圣的大家庭。就在这一天，新发愿的他就转入了读书区，继初学院的神业训练后，开始钻研教会的各种学问。
这时学习的地方，跟当时法国大多数大的修会会院一样，仍在圣拉匝禄会院内。学习期共四年，第一年攻读哲学，其余三年则攻读神学。因此，一天内大部分都得用在这些主要功课上，此外还得学习圣经、圣教法典、教会史。已学完文学的修士就开始学哲学，他们在开始学习时，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人文知识中的一些哲学原则，对初学者来说，有时是很难懂的。
假如我们查看1875—1876年这一学年的考试成绩，就会知道保禄的学习还是很有收获的；各门功课的评语都是优良。因此他经过了教会的传统哲学的培育后，便开始读神学，钻研天主的本质及其属性，钻研真宗教的奥秘，基督的教会神圣的结构和圣事，以及伦理道德和法律，而且就在此时还得掌握为扩展主的神国，宣讲圣道，引导人灵所不可或缺的科目，这样就使年轻的神学修士在智力上得到了最纯洁最高尚的享受。
他完全接受教师们对他的传授，而这些教师都全心全意忠于教会坚信不移的道理。他知道那就是真理之所在，这为他已是够了。他始终热爱教会的传统，从未感到自己好大胆地猎奇涉异和喜爱冒险，或去追求有危害性的新事物。他就在这样可喜的心态中开始并读完了神学。他始终不懈地、极其用心地攻读神学，在他正确的判断力和极强的记忆力辅助下，取得了卓越的学习成绩，无论是期中还是期末，对各科所进行的口试和笔试，以及在领受圣秩圣事的每个阶段对他进行的全面考查，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修士，因为除了有几次评语较差外，其余都是优良。按当时的社会习惯，低年级的神学修士要轮流到各团体的饭厅里宣读他们在假期内完成的讲道稿，虽然在这样的练习中，保禄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具有演讲天才的印象，但也会证实他将来十分适合在教友前登坛讲道。
保禄已以修会圣愿弃绝了世俗，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天主，愿为救灵服务，从而一步一步地更坚固了他领受圣事的决定。1877年5月17日，他在圣拉匝禄的圣堂里从波帕扬（Popayan)主教贝穆德斯（Bermudez)手里领受了剪发礼和圣秩中的小品。十三个月以后，在1878年6月15日，在同一的圣堂里，他从北比尔玛尼（Birmanie Septentrionale）宗座代牧博尔东（Bourdon)主教手里领受了圣秩中的五品。
在他领受五品之前六周，遣使会哀悼在位仅四年的总会长博雷司铎的逝世。这次选举新的总会长的大会，一开始就要彻底改换老会长们所构成的行政机构以匡正时弊。这一措施就直接触动了尚雄司铎，使他不能再像在前任总会长那里，不再去引导青年修士。
虽然尚雄司铎已完善地接受了对他的考验，但他在他亲爱的读书修士方面情况就不一样，他们都十分尊敬他，又十分真诚地、深深地爱戴他，虽说是修会领导为做好这次调动工作，已选择一个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修士们同情而认为可以接受的人来替代尚雄司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这位新的指导司铎，有一个向来不好批评他人的传教士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习惯于采用对待黑人的僵硬方式来处理问题，因此一开始，他就坚定不移地向人声明他非要达到那预定的目标不可。”另一个当时曾注意到他的传教士说：“他从来不正面瞧人。”由此可见，他是与前任指导司铎截然不同的人。幸而他在这职位上的时期不长。因此读书修士们对前任的怀念和对他的不满，还没有高涨到像人们所害怕的那样，有朝一日会起来公开反对他。
在这时期，保禄是读书修士们的班长。班长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当好领导与他们之间的中间人，由他负责把领导的意见通传给修士们，并把修士们的愿望反映给领导。尚雄司铎的作风是，他在了解一个人以后，就完全信任他；当他发现某人有犯规情况时，他并不认为完全是他的事，他愿意采用向人通报的方式，因为他觉得直接干预并不怎么合适。他认为该让班长费心去通知犯错误的人。当班长的保禄便以友好的同伴关系圆润地、纯朴地、毫不自命不凡地执行这任务。这坦率而真诚的方式，使他赢得了同学们的友谊，从而对他们真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在当时还只是当总会长的助理，后来在博雷司铎去世时任临时总会长时的菲亚特司铎，也没有忽视保禄的这些优良的品质和可喜的影响力。
这位新总会长爱青年修士就像父亲爱自己的孩子那样。他完全看出这些青年修士中间充满着不满的情绪，而对他们的不满感到痛苦的首先就是他。只因他不知道其起因，便觉得自己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团结他们，向他们敞开自己的心灵。他并不满意自己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就求助于班长保禄的忠诚，交给他这样一个棘手的任务，要他使那些心中不满的年轻修士接受那不愿意接受的调动，并在那些抱有很深的成见，反对以前引导他们的尚雄司铎，不曾使用严厉的手段和铁一般的纪律管理年轻修士的人前，证明尚雄司铎还是成功培育了他们，使他们都很好地成为听命服从的修士，对合法的领导充满着伟大的信德精神，即使那领导并不知道该如何使他们亲近他。
很显然，分配到这任务的保禄就得以伟大的心胸来接受这任务，并执行这任务，菲亚特司铎却可安心等待那偶然事件的处理结果。菲亚特司铎的信心并没有落空。受他委托的班长便用他具有说服力的语言规劝同学，加上同学们向来对他都很友好，所以不久就恢复了已失去的平静。这件多少有些棘手的事，能如此爽快如此可喜的解决，是否还有必要说，这只能使总会长心中加强了这样的认识：在困难的处境中，该学会怎么去对付？难道我们不能也推想：就由于上述的这些事，后来促使菲亚特司铎推举在华的赵保禄司铎当浙江省的宗座代牧吗？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班长对尚雄司铎继承者的作风是毫无反感而完全赞同的，或者说他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地看那些原来为修士们所喜爱的领导作风消失而无动于衷吗？不，完全不是这样！他只是在自己的同学面前克制自己，不作无用的批评，反而规劝他们顺从新的管教。他做得更好的是，他亲自到那位新指导司铎那里恭敬而果断地把同学们和自己的不满告诉他。但他真是自讨苦吃，他这样做，不但白费心机，而且反被撤消了当修士们班长的职务，领导具有如此狭窄的心胸，自然不会为他赢得修士们的好感。虽然如此，对遭受这冷遇的人而言，这丝毫无损于他的良好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
保禄在此读书期间，还执行过一些其他的低微的服务。他曾担任打钟的工作，使拉匝禄会院里的会士们能听到叮当的钟声，按时举行神业。谁都知道，在巴黎，任何地方，即使在那京都大教堂里，也没有像在拉匝禄会院的圣堂里那样举行的宗教礼仪如此完美；那庄重、流畅、熟练的礼仪已把当时的打钟报时员保禄，造就成了今日主持宗教礼仪的主教。我们说他并不以他洪亮高亢的声音，而是以他更美妙悦耳的声音来提高礼仪的庄严隆重。这打钟报时的神圣工作，也使他获得了大量的恩宠。在有待保禄将来在更大的地区内发挥他装饰或建造教堂和小圣堂的才能时，他在装饰读书修士的休息厅中，布置了一个供奉露德圣母的小山洞时，已显露了他这方面的天赋，因为他的这一作品得到了众人的赞赏。这显然是他对天主圣母表示孝爱的献礼，但这一次也是他敬献给遣使会会祖的礼物，因在1878年，他有意在圣味增爵的诸圣瞻礼单上，6月13日那一天上把这作品完工的，那天是教会恭敬圣安多尼的瞻礼；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证明保禄借此礼品，对尊敬的总会长菲亚特司铎的一片孝心，因为圣安多尼正是菲亚特司铎的主保圣人。
在1878年12月21日，保禄领受了六品，祝圣礼还是在圣拉匝禄会院内的圣堂里举行的，主礼的是田嘉璧（Delaplace)主教。这位新的六品修士又接受一次谦卑的工作，领导派他去给仁爱会修女所办的一所小学校内的小女孩们讲要理。保禄做什么事都很专心，他用功备课，不让在上课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他要用适合于小听众的语言来讲解，好使她们领会的更好。他还讲些故事以抓住她们的注意力，好使真理更深入到她们小小的脑子里，而这就是他的教学法。关于此事，他一定会这样说：“你若要知道我的这些小女孩上要理课是否听话，我要欣慰地告诉你，他们集中精神，端庄、用心地听讲，一心要懂得每一课的内容。”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可喜的成绩，应归功于他知道该如何专心讲课。
现在这位六品修士心中的愿望是与当初热拉尔德地方的小修院修生心中的愿望是差不多的，仍是那么强烈，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以前，那是坚定不移的，现在已不是那么绝对了，他要当传教士的意愿，现在全要看领导的意愿如何了，因为他已发了服从圣愿。从修会初学时期开始，他已懂得要求成为这修会中的一个会士，在职务上就不应考虑个人方面的兴趣，而只应接受修会领导的支配。当然向领导说明自己的爱好也无不可；即使这样，他仍要接受领导的决定，且不管那决定是否会符合自己的爱好，而这不仅是他应知道的，而且也应是他所愿意的。上面所说的这种心情，是他自己向我们透露的。他的家人看到他快读完神学了，不免想起他曾提到过的计划，害怕他将远离他们到外方去传教。这时他把自己真实的心境告诉了经常通信的胞姊，他在信中说：“亲爱的姊姊，别以为你的弟弟已十分固执地决定要到外方去传教。绝对不是这样的。我已把自己交付在长上的手中了，他们很可能把我留在法国。总之我要到天主上智安排我去的地方，而不是到我自己要去的地方。”
这时，随着晋升为永久司铎的日子迫近，他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用心作好准备：他加强祈祷，并郑重考虑要成为基督救灵的合作者所担负的重任。他在信中说：
“我要跟你谈谈我这美好的圣召和这圣召给我带来的幸福。但在这良好的接受培育忙于进修的环境中，我快乐得忘掉时间。但对要晋铎准备为可怜的、不认识天主的人执行使徒工作的人来说，时间是多么短促，又是多么宝贵呀！如果说，长年累月的准备，对极有圣德的人来说，为奉行那样神圣的使命尚有所不足，那么对像我这样平凡素质的人来说，只有这么短的日子可利用，更有理由说，是多么地不够！尤其现在，司铎和传教士的责任比以前更加重大了，因为这世界已受到罪恶的腐蚀，人心麻木不仁，好像患上了致命的疾病似的。有重病就得用强药来医，而且每天还得与日益严重的感染作斗争。司铎好比位于战斗岗位上的士兵，因此他应知道怎样使用武器而勤加练习，否则的话，面临危险就会不知所措，而丧失勇气；如果真是这样，传教士们只有失去天主交付给他们拯救的那些灵魂了。”
保禄认识到了天主教铎职的伟大，看清楚了履行圣职的困难，便怀着战胜困难的决心，为救他兄弟们的灵魂将不惜牺牲自己。而他就是在这样崇高的心情下，于1879年6月7日五旬期，秋季斋期周六那天，在圣绪尔比斯（Saint-Sulpice)教堂内，在主教理夏尔（Richard)那里领受了铎品。翌日，他就在圣拉匝禄会院的圣堂里举行了首祭弥撒。
这几天，唯有领受了司铎圣油，举行了首祭的新铎们才能领会到那亲身体验到的一切，因此我们若想用文字来描述他们所尝到的那种纯洁无比的神乐，是枉费心机的事。我们在此确实可用外邦宗徒圣保禄曾引用过的话来说：“这是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2:9）这是无比光耀的信德，是满心喜悦的奉献，是自发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归于造物主的奉献；这是坚信自己是主的朋友，这是下定决心把自己献于天主，献于众灵；总而言之，这是预尝永生的福乐。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生活中会带来了一些扫兴的事，晴空中会飘来几朵乌云，对现实会充满怀疑，但什么也不能把他们对晋铎不久那种甜蜜的、美好的回忆从思想中、从心灵中抹掉。
保禄是个充满孝爱的儿子，他在这些欢庆的日子里，心中当然很想自己的亲人能在他身边分享他的幸福，可是两地相隔得太远了，而且所需的路费也不允许他们前来。但他们多么急于希望能见到他登上圣十字村圣堂内的祭台做弥撒，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内，他还只是那里的一个教友而已！不久，他们会得到这个安慰的，但在这安慰中也会有一些忧愁和眼泪，并出现一些阴影！
从此，赵保禄司铎已作好一切准备，他知道司铎就是为天主服务，负责使人认识天主旨意的圣职人员；司铎是主耶稣派去向万民宣扬福音的使者；司铎也是基督麾下，要与有形无形的恶势力作顽强斗争的勇兵。他在圣拉匝禄会院刚度过的六年，曾以祈祷、克己、学习来操练自己，好投入将来的战斗中而取得胜利；他已身披天主的戎装，系上了在生活中始终保持忠贞不二的腰带，穿着爱戴他神圣领袖的不可刺透的护胸，脚踏着军靴要把和平的福音带到远方去；他经过严格的神学进修，以坚强的信德盾牌来保护自己；他还戴上使他不会困惑的望德的头盔。这些就是他的防御武器，他将负责维护天主圣道的光荣。
“宽宏大度，常能勖勉同学；天资聪明，做事专心；判断公正，常出好主意；十分纯朴，从不骗人；为人光明磊落，直抒胸臆，从不转弯抹角。”以上就是在那时期，在他身边许多最认识他的同学，一致同意的对他所下的评语。若对他的身体方面有什么评论的话，那么他是强壮的，身材匀称的，（当时他们都亲昵地叫他大雷诺［grand Reynaud］），他肩宽额广，双目炯炯有神；他仪表堂堂诚如人们所称的美男子。
7月19日，遣使会会祖圣味增爵瞻礼，结束了他读书的岁月，这时是新铎们接受领导对他们的命运作出决定的时候。虽然他们事前都已表示要接受领导对此所作出的决定，但我们不要认为他们已毫无对某种职务的喜爱，或喜爱在法国奉行使命，或者喜爱到外方去传教。他们对将来担任的工作，心情十分复杂。这实在是他们一直在猜测的事，所以当他们跨进总会长的房门，去领取路条时，心都跳得很快。当在圣味增爵瞻礼八日敬礼中的一天，总会长菲亚特司铎通知赵保禄司铎，决定派他去中国浙江省时，这位新传教士便充满了喜乐，他心中最宝贵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然而在这喜悦的心情中，不免有些忧愁的想法，因为他要动身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会使他家里的亲人难受的。要给他们报告这个他自己所热切盼望，而为他们所害怕的大事，他知道该如何在信德和爱情方面寻找一些话语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但这些美妙的理由对于他们心中的一些忧苦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至少他们知道这次在圣十字村他与家人幸福的重聚在一起的日子虽然不多，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的。因为七月底赵保禄得以回到诞生地，重见家乡的村子和父母的故居。他这次回到故乡，使夏尔特尔修道院旧址的居民高兴到了极点，因为他们见他在那里长大的，见他曾坐在那小学校里的板凳上读书，并曾在一起做游戏；他们曾是如今已晋铎的赵保禄的朋友，而今他要去中国了。这个圣十字村的孩子回家后，就在激动而热心的本堂区众多的教友前举行大礼弥撒，本堂达味司铎在讲道坛上谈到司铎地位的尊高，和在外教世界传教救灵的伟大时，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接下来，他便去拜望各处的亲友和熟人，给他们留下了谦逊热情的印象。在日耶河，他忘不了那里寄宿过的地方，特别忘不了那所圣若望学校。马尔定司铎特地庆祝他的老学生回校，而且对他说，什么时候能有假期回来时，“你得赶快回来，但那时你该是主教了!”他那时果真相信自己的预言吗？
在这充满温柔的爱情和热烈的友情的氛围中，在这来来往往的日子里，光阴过的很快。离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那动身时的忧愁就要来代替重聚时的快乐了。8月7日那天，赵保禄司铎告别了圣十字村，完成了他为主所作的牺牲。但这对如今已年过花甲的父母来说该是多么伤心的事啊！的确，对一个心中早已准备接受天主上智安排的人来说，离别时尚不免如此；如果不具备有这样的心态时，一个人会多么的苦恼啊！虽说时间可以抚平心中的创伤，但对他的甘心忍受这不可避免的痛苦的父母来说，也得经过很长的岁月才行。这离别对他自己来说，也同样深感痛苦；且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然而，我怎么也不能同意您的想法，认为我只是为之痛苦片刻而已。也许您在我谈到我心充满这离愁别恨的信中，可以推测到我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离别我曾度过这么多幸福日子的家乡故居是什么滋味，您一定会比别人更体会得深刻。向一直共同生活在一起并对我亲热友好的家乡父老兄弟告别的心情会怎样，您也不会不知道的。让自己愿意为之牺牲个人幸福，使他们快乐的父母处在流泪伤心的境地中，您就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像我这样做儿子的人，确实只有心痛欲裂，再也笑不起来了，您若要把一棵生长在土中的树从它深深扎根在内的土壤中拔出来，能一点损伤也没有吗？要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实在是难而又难的事，因此离别的痛苦，实在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若不，为什么人们要把这种感受称之为愁苦呢？但在传教士身上，这样的愁苦可能使他心地更易产生一些怜悯和感恩之心。他为什么要忧愁呢？对他来说，作出牺牲并不是一系列的痛苦，而且还是一种鼓励和对将来的保证。他拥抱这些痛苦好比拥抱好朋友一样。他甘心接受它们，把它们当作实现他在世唯一的愿望的好方法。”
这离别之苦，在轮船离开码头那时刻也一样，他曾以更深刻的字句在信中表达说：
“突然响起了最后一次的开船钟声，我们立即拥抱前来陪伴我们的同会弟兄们，这是痛苦，离愁集中在一起的时刻，也是割断世上亲情的时刻，这无异于死亡，从此将忍受痛苦地活着，但这是极其崇高的时刻。”
赵保禄司铎离开圣十字村，并不直接去上船的港口，他要最后一次去拜圣母，好在富尔维埃圣堂里把自己托付给圣母，并求圣母保佑他将来的传教工作。第二天，他将在那里举行弥撒圣祭，这次朝圣是由他的姊姊陪同他前去的。就在同一天上，他去了马赛港，与同他一起乘船前往中国的三位同会弟兄会面，其中的卢类思司铎是他圣若达尔小修院时的同学，他也是被派往浙江去的。8月10日那天，在求圣母保佑后，他说：“我高兴地在圣母座前举行了弥撒圣祭，点燃一支圣烛，求圣母保佑离开祖国和留在祖国的人。”那天终于在上午十点钟，运载着这位年轻传教士和他的同伴们的轮船驶离了法国。驶往他们的第二祖国－－中国。
从马赛到上海的航程，我们的传教士那时登上的那艘“老虎”号轮船是“一艘很老的轮船，船长120米，马力500匹，算是法国海运公司中最差轮船中最好的一艘；公司总是说它作最后一次航行，但这已是第四次航行了。”但船上的生活单调，至今依然如此。“乘客们在船上不能常常在一起谈话，散步，但是总得找些散心解闷的方法。有了！可以下跳棋或象棋。那么传教士们在船上怎么办？他们尽力做到保持安静，给众人有好感。他们泰然如若地念日课，边走边念玫瑰经。白天，他们学习、谈话、看书，也玩棋；晚上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离别的地方和将要去的地方。早上，他们尽可能地做弥撒以获得安慰。平日就在自己小房间内举行；主日上则在船上公开举行圣祭，好几个船员和不少乘客前来望弥撒。海上长时间的航行，不管怎样，多少显得是那么地单调乏味：人们立即会觉得第二天的情况与第一天的情况相似，第三天的情况又与第二天的情况差不多，而且天天如此。我们与船员和乘客们的关系是不受拘束的，愉快的，甚至还该说是十分良好的。”要知道那时船上的乘客在穿着上不能像现在这样较为随便，所以我们船在驶抵那不勒斯时，“我们都买了绒丝帽子，这样我们就可以登上甲板了，因为轮船上规矩，在甲板上不能光着头不带帽子的！”
赵保禄司铎为了满足家里人对他的远行自然会产生的好奇心，就描述了旅途中一些见闻，并以此排遣船上这么多单调的日子；除了船上偶发的一些意外事情外，他就描述“老虎”号临时停泊的那些港口上的不同情况：其中就有那不勒斯港和埃及的塞得港。
在塞得港，有一个译员邀请我们参观那城市，为了试探他是否精通我们的语言，我便用圣十字村的土话跟他讲话，他总是显得很严肃的样子回答我：是的，先生；不，先生。我明白您说的话。轮船进入红海后，这就引起了他这样的深思：这时不知有多少亲切的回忆呈现在基督徒的心灵上！塞得港西边就是埃及广大的国土，犹太人曾在那里当奴隶，受尽折磨；圣婴耶稣曾在圣母玛利亚的怀抱里，在若瑟的保护下，为免受黑落德杀害，逃难到了那里。东边则是救主三十三年在那里行走过的圣地。这是全能者施展奇迹的舞台。圣祖和先知们的故土，信德的摇篮。这是圣经和福音的诞生地，是人类的救主甘愿降生的地方！这也是可爱可奇者母，玛利亚诞生和生活的地方。我心为此感动至极，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的心早巳从远处驰往那里，仿佛跪在那圣地上，口亲救主耶稣，圣母玛利亚和诸圣留在那里的足迹。
经过了亚丁湾，便是汪洋大海。“轮船行驶在那浩淼的波涛上，好似一根稻草在上面漂浮。那足以容纳这汪洋大海的造物主，该是多么伟大啊！”直到这时，我们的这位船上乘客，由于身体结实强壮，还丝毫没有感染到海上常有的晕船病，他对晕船的人，不但没有引起怜悯的心，还有些得意的样子，这就不免大大伤害人们的自尊心。结果他自己也患上了晕船病。他说：“我很高兴看到那很早就想看到的那热闹的情景，我和同会弟兄一起不由高兴地笑了。但我们为此赎罪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与晕船病作十六天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我也只得缴械投降，犯起晕船病来了。这晕船病对我们的报复很厉害。我与我同样犯晕船病的同会弟兄，一起躲在船尾的甲板上。我对自己说，我们至少能求主宽恕我们的无知，而仍设法努力保持愉快的心情。我晕船的痛苦只延续了三小时，很快就结束了。但我怎么也不会忘记自己也曾在海上晕船过的呀！”
接着轮船相继停泊在加勒、新加坡、西贡、香港的港口。西贡和香港港内一连三天风浪很大，20日和21日遇到了暴风雨，船上乘客都能因这次行程即将结束而聊以自慰。四天后，“老虎”号终在黄浦江尽头的吴淞口对岸下了锚，停泊在那里几小时后，运送旅客的汽艇，上溯黄浦江，把所有旅客都送到了上海码头。这样也终于结束了历时四十六天的远洋航程。9月25日晚上9点，我们已在新的祖国、中国的上海，同会兄弟们的家中了。感谢主恩！
上海属于南京宗座代牧区，委托于耶稣会管理。但自1857年以来，遣使会在上海设置了为中国各会院服务的帐房，年轻的传教士们就在那里得以消除旅途中的疲劳。他们逗留在那里的一个月里并不感到厌倦无聊，因为他们在这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发现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人地事物。
赵保禄司铎为到达他将来进行传教活动的地方去，那最后一次航海不必像过去那样再乘帆船从东海口去浙江省最近的港口，或者乘船经江苏，从通往那里的运河到达那里，因为在1879年时，中国轮船公司已开通了上海至宁波的航线，那“江天”号轮船，只需航行15小时左右，就可到达目的地。他说：“我们是在10月26日上午八点半到宁波的；25日那天的下午4点，我们从上海登上了一艘美丽的驶往那里的小轮船。和我们一起的还有陶文膳司铎，而蓝嘉德司铎他们则要比我们晚两天才去宁波。(这两位司铎从马赛港开始，一直是与我们同行的；只是再过几天，他们就要离开我们去江西代牧区了。）我们很愉快地像一家人一样毫无拘束地在一起过了好几天。董增德司铎和白若翰司铎早已在码头上等候我们了。到了会院里，我们还见到了刘安多司铎，徐志修司铎，还有傅司铎和朱司铎，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十一人的小团体。教友们前来向我们行礼，双膝跪地，俯身叩首表示欢迎。”
从此，我们的这位传教士就要在这地方，在天主助佑下，尽心竭力地，用尽各种方法使它归顺于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