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小修院院长兼舟山地区会长

6月末，苏凤文主教获悉魏若望司铎的病情转危，就去定海探望他，并且决定将他带回宁波。但是，至少得有人暂时接替他的工作。1882年7月3日，宗座代牧请赵保禄司铎尽早来临时接替魏若望司铎。主教预计赵保禄司铎要在舟山待两个月的时间。赵保禄司铎正在负责渴望加入遣使会的五品修士王恩兴的培育，他刚开始初学一个月。为了不干扰王修士的初学，苏凤文主教写信给他的长上带他一起去舟山。

7月7日，赵保禄司铎带着王修士来到了定海。第二天，苏凤文主教和魏若望司铎就去了宁波。

赵保禄司铎在舟山度过的这两个月，让他完全有时间探访和了解舟山群岛上的这些堂口，并且使他在这个夏天获得了呼吸比宁波更为凉爽空气的益处。宗座代牧曾让他负责为两场修女的避静讲道。因此他准备了要给她们讲授的道理。

当赵保禄司铎来到乌龟山时，小修院里有七名学生。他们中的两人：徐重明和傅青山已经学完了拉丁文，最近在魏若望司铎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哲学了。中等班的年轻人：黄绍霑、舒清笙和阮振铎。两名更年轻的学生是：王志元和富爱和。修院已经决定了开除后者。

赵保禄司铎没有教过这个年轻人，因为当时正值7月19日假期前夕，他只是在17日参加了学生们的期末考试。第二天，赵保禄司铎给他们准备了一次开始圣味增爵瞻礼假期前的小避静。

人们知道，遣使会的创始人圣味增爵是乌龟山教堂的主保圣人。因此对于这位临时的传教士，有着双重理由来尽可能隆重地庆祝这个瞻礼。赵保禄司铎由陶多默司铎担任六品、王恩兴担任五品唱了五、六品大礼弥撒。

从7月23日起，赵保禄司铎让陶多默司铎监督修士，外出探访舟山群岛上的三座小圣堂：狭门、荷花池头和朱家尖，28日晚上就回到了修院。

然而，这次短暂而迅速的探访足以使他做出一些细心观察，29日，他写信给主教：

我已经访问了三座公所。事实上，朱家尖的公所是最好的。就教友方面来说，他们几乎处于同一水平，还有待改善。……通常，人们希望和外国传教士打交道，这很明显。如果（外国传教士）留在乌龟山，他们注定要远离一切，并且注定只能在事后间接地了解情况。事实上，西门的传教士是舟山地区的长上。乌龟山的传教士只能注目观察，并且对于他所说的一切必须唯命是从。大家都这么想，而西门的传教士觉得很好。

赵保禄司铎正是在我们刚才提及的探访回来时获悉了魏若望司铎的死讯。第二天，他为亡者的灵魂安息举行了一台弥撒；教友们不只满足于参与这台追思弥撒，他们还希望诵念一整天的已亡日课。

魏若望司铎管理了十年的小修院，他的去世使得临时前往舟山的赵保禄司铎的处境变的明确了。苏凤文主教在7月30日的一封信中宣布了任命他为乌龟山各座机构的院长——小修院、农场、堂区——以及舟山地区的会长。宗座代牧同时对新任会长赵保禄司铎几天前关于地区会长住院设在乌龟山的不便所提出的想法给予了答复：

我也知道，对于教友来说会长住在西门比住在乌龟山来得更为合适；但是把这位会长安置在哪里呢？此外，直到白若翰司铎担任会长时，其他的会长都一直兼任修院的院长。因此您只能回到最初的模式。

同一天，苏凤文主教将赵保禄司铎的任命通知了陈子愚司铎，并且提醒他在没有向新任地区会长请示并且得到批准之前不要在堂口施行重要的圣事。

当赵保禄司铎收到开牍消息时，着实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和强烈的痛苦。这位缺乏经验、体格强健、身体健康、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传教士只想着为了拯救那些他所要劝化的人而鞠躬尽瘁。

在赵保禄司铎8月3日的回信中，认识到他目前的特殊状况：

修院院长兼地区会长。“……地区会长：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是一个虚职。首要的是探望教友、了解他们：这并非是闭门造车，而是作为一名统帅领导他的部下开赴沙场。诚然，作为一名地区会长，他是否必须幽居在修院中呢！但是，如果他不幽居于修院中，又怎能遵守纪律和学习呢？至少，如果像杭州那样，修院设于住院中，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明确和简单了。但是在这里，划分的会院分散了精力、消耗了人力，并且增添了不便，尤其对于我来说。是否可以，在管理当地，并且完全了解了堂口的情况之后，我再去负责修院呢？虽然这样做也会不断地面临各种困难，但是困难会小一些。然而，我同时开始管理这两项事业，而对它们中的无论哪一项又都没有任何的经验，可能会对这两项事业都有害而无益。我通常不和这些教友生活在一起，也没有时间照顾他们，那么在什么时候？又如何在短暂的见面中来了解他们呢？他们不会来乌龟山……如果他们不说的话，即便他们来这里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因此，他必须亲自留意西门的传教士，相信他讲的话，不能事事亲力亲为，总而言之，大部分的时间，只有去他们那里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宁波比西门更需要一名欧洲的传教士呢？同样，为什么小修院不能迁往其它地方至少一、两年，例如杭州，来摆脱这个僵局呢？”

8月15日，赵保禄司铎在圣弥额尔堂举行了弥撒，陈子愚司铎担任六品襄礼，王恩兴担任五品。尽管天气酷热，仍有许多教友前来过圣母升天瞻礼。他在一封写给宗座代牧的信中提及：“我见到有人从150里外赶来”。在8月17日写的同一封信中，他还指出：每个主日，他看见一些很远地方的教友来参与弥撒。这些发现鼓舞了他，并且使他希望以一种更为严谨的教友生活实践来重塑这些有点冷淡了的舟山教友。因此，到了第二年，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充满巨大恩宠的时代，许多的恶习在此期间消失了，并且总的来说，特别是发生了一些最令人欣慰回归和各种小的神迹。当各种普通的方法不够时，为什么不猛击一下来唤醒人们和触动仁慈的天主呢？”

虽然赵保禄司铎肩负着多重工作，然而宗座代牧并没有免去他对于去年6月加入遣使会初学的五品所进行的会规和会训的培育工作。

王恩兴离开乌龟山的修院已经一个月了，他的神师觉得对于要求初学生遵守会规这一方面，他留在那里有所不便，会规禁止他同小修院的年轻人混居，禁止和他们有来往，它甚至禁止初学生同他们说话！为了避免初学生有机会违犯规定，细心的神师建议苏凤文主教安排初学生去农场。再者，赵保禄司铎看到了这样安排对于农场本身所带来的益处，苏凤文主教完全批准了神师建议的安排。

小修院的七名学生中加入了五个人的新队伍，8月20日，傅司铎把他们带来了乌龟山。他们中的一人来自宁波；其他人虽然来自杭州，和安当司铎在那里教他们学习拉丁文，但他们都是嘉兴地区的人。因此，赵保禄司铎正是带着这11名小修生开始了新学年。在这学期中，又录取了另外四名请求修道的人：3月份有三人，他们来自舟山，7月3日到达修院的第四个人来自嘉兴。

9月9日，赵保禄司铎教授了他的第一课；新学年开始了。

陶多默司铎的肺病使他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了，无法协助赵保禄司铎任何的教学工作。11月11日，赵保禄司铎用这样的话来宣布了陶多默司铎在乌龟山修院结束了他的整个铎职生命：今天早晨，4点不到，仁慈的天主召叫了善良的陶多默司铎，他带着极大的顺从和完全的知觉，在经受了一些艰难痛苦之后平静地去世了……。他的虔诚和良好的行为让我对他心生欢喜，他的去世使我感到茫然若失。”葬礼在他去世后第三天举行。

修院院长兼舟山地区会长立刻发现了兼任这两项职务的不便之处。陈子愚司铎一旦出于牧灵工作的原因而必须离开住院，要么被叫去终傅或是探望一名病人，要么被要求前往这座或是那座圣堂，赵保禄司铎就得去城里的教堂举行弥撒，不仅在主日，甚至在平日也要去好几次。当时总有一些教友来找他谈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当赵保禄司铎终于能够脱身回去时，他无法准备课程，因为他回来晚了，甚至只能缩短课程。这样的情况也使得堂区中心、圣味增爵堂的教友感到自己失去了主日要理培育。这样的状况直到12月初，安排一位新传教士——伊伯铎司铎（M. Bernard Ibarruthy）来到舟山才有了改变。

自1883年初起，赵保禄司铎的这位合作者开始投入到工作之中。1月22日，院长写信给宗座代牧：

这位优秀的同会弟兄的病情没有再恶化。他的头痛没有过多地影响使他感到快乐的学习。反而，他还给两名大修生教授哲学课，以及给读书修士王恩兴（五品初学生）上一堂圣经课和两堂神学课。这对他来说既快活又有趣。他需要做些这样的事；因为不可隐瞒地说，他有点悲伤的想法。一些可笑的想法常常困扰着他。例如：他自认为不正常或是失去了对于毫无意义的琐事的管理权。除此之外，他是一位可爱而虔诚的传教士，充满着善意、智慧和服务能力。

1882年末，在台州传教多年的马宗良司铎在定海的住院，来接替陈子愚司铎。1883年1月2日，陈子愚司铎调离舟山。

年初，圣弥额尔堂的新本堂司铎在舟山岛的东部传教。他带着“几乎比陈子愚司铎更大的极度失望”从那里回来了。让我们听听他自己告诉我们的感受：

陈子愚司铎曾告诉我三王来朝瞻礼是东乡圣堂的本堂瞻礼，每年他都趁此机会去那里。因此，在三王来朝瞻礼前的两天，我去了位于东乡的荷花池头公所，既可以过这个瞻礼，又可以开四规；但是，当我到达这座公所时，我发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我见到这座圣堂一片荒芜，这里没有一个房间可以给我住，我甚至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房子就像是一座牲口棚，房间的门窗都没有了……在我去往这座公所前，我曾让人通知了所有住在附近的教友，以便他们能在那一天来满四规，同时庆祝三王来朝瞻礼。第一天那里没有一个人，第二天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已经好多年没有办告解了，其他两人则不懂的要理。三王来朝瞻礼，我一直等到9点，来了十个男人，两个小孩子，以及四名仁爱会抚养的女孩子，她们已经结了婚。我觉得这些教友不仅不热心，而且非常冷淡。晚饭后，我启程前往另一座叫做赵家岙的堂口，我发现这里的教友好一些，年老的教友都过世了，这些第二代的教友都是在北门或是西门学习的要理，她们懂得《简言要理》的内容，妇女们也知道一点简单的要理知识；但是第三代的教友，也就是说小孩子和年轻人，他们既不会念六端经，也不懂任何的要理，因此我打算开办一所学校来培育这些小孩子和年轻人，否则他们就会像外教人一样了。如果主教大人同意，我将不胜感激。接着，我又去了另一座名叫翁家岙的堂口，这里的男人非常了解《简言要理》，只是妇女不太懂得简单的要理知识。在整个东乡，翁家岙和赵家岙的教友都还尚好，在其它地方，一部分地方已经有人背了教，一部分的教友不热心，并且非常冷淡，还有一部分则也冷淡；最后，我去了小山干。而我了解到，那里教友的状况和西乡、朱家尖，以及其它地方一样。总的来说，只有不足一半的教友领了四规神工。（1883年1月23日的信件）

赵保禄司铎曾在（1月15日）信中提及马宗良司铎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又提到：“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在我看来情况并没有这些司铎先生们说的那么失望，可以通过一点热忱和耐心来做改进。”如同马宗良司铎一样，舟山的地区会长邀请主教前来施行坚振，因为许多的教友没有领受过这件圣事。事实上，自从苏凤文主教担任浙江宗座代牧起，一次也没在在舟山岛上施行过坚振，这个要求被接受了。

复活节似乎给了赵保禄司铎乐观的机会。正是他在五六品的协助下在圣弥额尔堂唱了弥撒。“有很多的教友参加了这台弥撒，人数众多以至于大约有五十个人没有座位。他们只好在教堂的各个角落铺开席子和其它东西。教友有来自最远地方的各个堂口：朱家尖、岱山等等。许多人准备领受坚振，而所有人都焦急地等待着主教大人的莅临。在这些教友中间确实有了一股恢复热忱的变化。这真是一次安慰人心而又令人渴慕的小小复活。这是一次时至今日仍难以置信的小奇迹，正是由于为了这次邀请主教来访而做了许多努力的马宗良司铎，这些教友在复活节奉献了13,000铜钱，用作节日的开支。他们都被发动起来成立了一个善会。与此同时，一些背教者重又靠近教会，他们中的两、三人几乎完全回头了。另一方面，那些忘记了要理的教友重又复习要理。如果我们能够多去探访一下他们，使他们振作起来，更多地鼓励他们，支持和激励这星星之火，就会有很大的希望和机会得以燎原。我们也指望主教大人的莅临可以研究是否有适合这些事情的方法，使我们能够采取更多的方法来照顾这些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有了妥善准备的教友。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在西门庆祝圣神降临瞻礼。我们将会隆重庆祝；那里会有许多人领受坚振，而且这些从来没有参与过主教弥撒的教友一定会欣喜而归。”（3月29日的信件）。

苏凤文主教于4月2日前往舟山牧灵巡访，从狭门的圣堂开始，然后岛上东部的堂口，最后在圣弥额尔堂施行了坚振，5月1日返回了宁波。在此期间他给六十九名教友施行了坚振。在荷花池头，宗座代牧会发现，这座圣堂的情况比起马宗良司铎曾经描述的要好很多。

年轻的地区会长除了日日关心他固有的各项职责之外，感到自己几乎从到舟山担当地区会长之初起，就始终在同三件困扰着他的事作斗争。

1882年11月18日，舒静安司铎带来了陶多默司铎到乌龟山，接替要去宁波的赵保禄司铎。然而，21日，舒司铎写信给宗座代牧：“我在修院遭遇了不测：昨天晚上，一个贼闯进了更衣所，他打开了所有的橱柜，偷走了三个圣爵和一个圣体盒，但是其它东西都完好无缺；幸运的是，他没有打开圣龛，我把圣龛的钥匙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舒司铎要人写信给知县通知他这次偷窃事件——自从他确认了锁没有被撬开之后，他曾亲自派人进行调查——并且请他派人调查始作俑者。苏凤文主教写了一份草稿寄给他，要他以赵保禄司铎的名义寄给官员。当赵保禄司铎回到定海之后，就接手了这件事。知县派了衙役去捉拿案犯：十来个无罪的嫌疑犯被捉拿归案。盗贼没有出现，衙役的热情懈怠了，修院院长提出了新的抗议。官员为了激发负责搜寻盗贼的衙役的意志，让人打了他们一顿，而他们的头子则挨了一千仗。圣诞节前不久，赵保禄司铎第四次写信给知县，打听被盗的物品是否找到，他被要求支付一笔三百银圆的赔偿金，相当于这些被盗的物品的价值。2月末，盗贼被抓住了：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盗贼对于他的同谋和匿藏圣爵的地点两次瞒骗判官，他在经过拷打之后认了输，答应在十天以后完全招供。然而，已经过去了18天，人们毫无进展。3月11日，赵保禄司铎和马宗良司铎前往衙门催促官员结案。当天晚上，开始一番新的审判。被告和他的哥哥一同到案，罪犯声称将那些偷来的物品藏在了他家。这个人承认有一个包裹放在他家里，但是他发誓并不清楚包裹里的东西，以及包裹去了哪里。最终，在临近5月20日时，赵保禄司铎收到了衙门的一百银圆，而到了7月份，盗贼成功地瞒过了看守的警惕逃走了。我的想法是立即写信提出抗议，但是马宗良司铎似乎由于（中法战争的）传闻和局势而感到害怕。然而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案子中保持沉默，表示我们不再想关心这件事了，甚至我们不再敢提及它了。为什么害怕呢？（7月27日，赵保禄司铎写给苏凤文主教的信件）。事实上，人们没有再提及这件事：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而圣爵也从没有被归还。

将大量的孤女送回圣婴善会是严重困扰这位年轻地区会长的另一件事。有人可耻地贩卖定海孤儿院的孤女。有些活着送来的儿童往往到了一、两岁时就死了，而所谓的奶妈仍旧收取抚养费。另一方面，那些仍旧活着的好看和健康的儿童却被告知去世了：她们被卖掉了。当然，成了教友家、甚至是外教人家里的童养媳。多亏了赵保禄司铎让人去寻找，成功地将那些已知的幸存者带了回来，她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七、八岁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服是没有用的，写一封信给官员，由他派遣衙役，让那些抗拒者就范。

舟山地区会长向苏凤文主教建议的一些计划是我们要说的这第三件事，这些计划可以让我们设想他的创新精神。让我们从圣婴善会儿童们的问题说起。

赵保禄司铎希望人们继续像过去那样收留孤女，但是，为了避免我们曾提到过的不幸事件，由一名可靠的人负责每个月去探望寄养的每一个孤女。他认为当孤女长到三、四岁时应该让她们回来，而鉴于定海修女的机构过于狭小，为了能够接收这些孤女，他建议将她们集中于以前的北堂，在仁爱会修女的监督下由几名寡妇教友直接管理她们，直到她们长到八岁为止。他觉得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更为经济，这些被送去圣婴善会的孤女也将获得更大的保障，“最终，北堂的住院可以提供给我们另一项重要的用处。当圣婴善会的孤女结婚时，人们习惯于斥责她们什么都不会……在修女那里，她们几乎一点家务都不会做。如果结婚之前，让她们在北堂待几个月，她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这将是一段小小的过渡期，培养她们以后要做的事情。”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只有传教士和修女收养的孤女依照这样的安排被送去北堂的机构，而宗座代牧不想改变这个决定。他在1883年2月20日的信中说道：“对于您提出的其余计划，这是好想法，但是否可行呢？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省内的所有孤儿院都开始这样施行了，在那些只要能够这样做的地方，人们都赶紧将孤儿委托给了修女。”

赵保禄司铎在面对需要传道员和缺乏胜任这项工作的人选时，提出了组织一些富有才能的年轻人从事这项工作的想法。但是，苏凤文主教对此同样提出了我们在前一章中读到的反对理由：以前的尝试都失败了。

农场总是给负责管理的传教士制造了许多的困扰，各种情况一直都没有改变。尽管有了监督，年轻人——至少还有一些——晚上出去到邻居家里玩耍。因此，他们除了欠下了债务之外，还染上了许多的恶习。由于寄宿生的懒惰和疏忽，这座机构没有获得如果在好好引导下而能取得的成果。随后，各种小偷小摸比比皆是。为了纠正所有这些缺点，地区会长认为没有比将这项事业的运转委托给一位辅理修士来得更好了。1882年12月10日，在一封写给苏凤文主教的信中，他列出了有这样一位会士的各种好处，“如有必要，他可以监督修生和教授要理。”由于那时正遇到购买一台小型印刷机的问题，他和伊伯铎司铎都不会装配和使用印刷机，“我觉得有这样一位弟兄来会大有用处。事实上在巴黎，很容易就能懂得和学习这项技能。”然而，完全同意这项计划的主教提出了几点反对意见，赵保禄司铎对此做了很好的反驳，苏凤文主教被说服了，他写信给总会长司铎请求他派遣辅理修士。第二年的10月份，陆思安修士（F. Lesoin）来到了宁波。

赵保禄司铎在想到被遗弃的婴儿同时，又想到了被遗弃的老人，他向主教提出了开办一些收容所的建议。

最后，还要向主教大人提出一个在我和马宗良司铎脑海中反复出现的设想：就是开办一所老人堂，如果有办法实现，这将对我们大有帮助。这么多可怜的老人，这么多寡妇，我们可以把她们的孩子一起收留起来，在教会内抚养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求助包围着我们。看到这些如此实际的渴求，怎能对这些无衣无食的穷人视而不见呢！至于地方，只要主教大人什么时候来找官员做一次尝试，就很容易解决了。但是修女和物力呢？我们会尽量尝试说服总会长司铎同意此事，而我认为他很容易就能求得援助。”（1883年2月5日的信件）。

两星期之后主教回信说道：

这是我们谈论了很久的一项事业。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如何创办。因为一旦开门，麻烦就会不断，但是到底如何来维持呢？

对此，赵保禄司铎预先写信给了几个人募捐。在苏凤文主教生前，在浙江宗座代牧区内没有创办这项事业，他的继任者将其引入代牧区。

在舟山，副本堂傅道安司铎紧随其对于庄重的礼仪安排和华丽的圣所布置的兴趣，教会大瞻礼时，他们在圣弥额尔堂隆重地举行了五六品弥撒。他请求认识的朋友和其他人士慷慨资助，为乌龟山圣器室谋得一些比那里已有的更为华丽的祭服。他还在宁波的时候曾要了一座马槽，当他已经去了修院，马槽才到；他让人把马槽运去了舟山，在1882年圣诞节时把它搭了起来。如果他请求资助的吁请都像写给热内（Génin）兄弟那样的话，就很难不让那些他所吁请的人解开钱囊了。

原来，1883年2月15日，赵保禄司铎曾写信给这位极其热心于传教，并且对极其忠心于同会传教士弟兄的会士：

我在舟山群岛近八个月了。尽管有着人们的好意，但是我仍然无法将魔鬼从这些可怜的岛屿上驱走。为了更有效的在这里协助我，我要寻找一种比我更强有力的声音。——雷声虽然可以创造奇迹，但它掌握在仁慈天主的手中，祂没有将制造雷声的能力托付给像我这样的可怜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用一口钟来代替它，您的仁慈将会找到方法让钟可以漂洋过海，来帮助我们的主保圣弥额尔，驱除充满这些不幸之地的邪恶灵魂。

如果你们记得署名圣辣匝禄的旧敲钟人的那封信，那么一份类似的请求就不那么让你们感到吃惊了。听到他所强调的理由，你们就更能理解了；因为，在这座群岛上，一口钟将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它并非只是一件艺术品，也非一阵毫无生气的声音。相反，它能够为教友、传教士和外教人提供许多服务，而且，如果我敢说的话，它甚至能为仁慈的天主服务。

天主堂俯瞰周围各处……，教堂的十字架吸引着那些看到它却不了解它的可怜人的目光。在十字架边上安置一口钟会是一种非常好的帮助，如同圣若翰将世界的救主显示给他的门徒时那样……，钟声可以告诉那些迷茫的可怜人，要他们调整步伐和目光去寻找救恩的大门/欢快的钟声飞向空中，传向遥远的海面，向我们的新教友宣布这是一个祈祷和聚集在祭台前的节日。哦！我们很快就能在听到西门教堂的钟声在这些岛上回荡……。

与此同时，这极受喜爱的钟声，如同感恩的祈祷和歌声，会将那些恩人的名字带向高天，为他们邀得天主的降福。

我亲爱的修士，这对于那些慷慨的灵魂来说不正是一个美好的前景吗？它肯定将在您的心中找到一份共鸣，并将在您心中激起虔诚和仁爱的冲动。这份愉快的信心激励着我想要写给您这些话。现在，我请求您的护守天神为您选定一名善良的代父和代母，并且给他们许多的合作者……

第二年，圣弥额尔堂就有了它的钟，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了这座教堂院长的“多明我司铎”（舒静安司铎），向那些第一次来到西门的人这样介绍这口钟，可以说：——这并非没有一点骄傲——这是代牧区里最大的一口钟！

7月20日，赵保禄司铎和伊伯铎司铎在距离修院约一公里外的寿山寺附近的河中游泳，当时不谙水性的伊伯铎司铎失足掉入了水中。赵保禄司铎水性很好，他扎入水中将不慎落水的伊司铎救出了困境。在此危急时刻，赵保禄司铎保持冷静，他用猛地一拳劈头盖脸地将他的同伴打晕，他的同伴松开手，被拉回了水面。无需多言，伊伯铎司铎绝不会忘记赵保禄司铎对他的救命之恩。

1883年7月1日，舟山地区共有577名教友，20名望教者，12处传教点；两所学校里有26名学生。四规神工人数上升到337人，然而，四规圣体却只有191人。在这一教务年度中有12名成人领了洗。

正是由于魏若望司铎的去世，所以任命赵保禄司铎前往舟山，而另一位传教士的去世又将他召回了宁波。从此以后，他不再只是管理某一个地区，而是要管理整个代牧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