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保禄主教返回宁波一个月之后，1887年7月15日，他祝圣了前一天刚刚领受了执事品的田法服司铎（M. Faveau）。

赵保禄主教受到江西南境（吉安）宗座代牧区王吾伯主教的继任者邀请，他在9月份为教区司铎们讲了避静道理之后，便于10月4日离开宁波前往北京参加顾其卫主教的祝圣典礼。16日，庆典在北堂举行。在帝都待了几天之后，富苏拉主教重又启程返回自己的代牧区；顾其卫主教与他同行，返回江西前他在宁波做了短暂的停留。

回来后，赵保禄主教在住院见到了患病的徐志修司铎和白若翰司铎。早在8月26日，王恩兴司铎就第一次写信说道

这些天，徐志修司铎身体非常不好。他已经有十多天无法入睡和进食了，如果再这样继续几天下去，恐怕就得给他施行终傅了……。

栅桥的院长司铎于9月5日亲自写信说道：

感谢天主，这恐怖的疫病（霍乱）没有损害伊甸园——仅仅只是发烧——我的病情非常严重，如果没有欧瑟伯（传道员）懂得把脉，使我脱离迫在眉睫的危险境遇，人们可能就要为我施行终傅了……。

10月来宁波避静的徐志修司铎又病了，11月底前他都无法返回自己的传教站，12月1日他回到了那里。

白若翰司铎几乎一整年都遭受着病痛的折磨。9月份，当陈纳爵司铎离开衢州前往宁波时，白若翰司铎被请去给一个患了痢疾的人施行终傅，当时这种疾病在这个地区肆虐流行。本已身体虚弱的本堂司铎在他去施行圣事的病人床头染了病。他的病情很快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安，麻蓬的传道员们就将他的病情通知了主教。正因如此，赵保禄主教请彭客达司铎前往衢州救助他的同会弟兄；于是乎，田法服司铎到达杭州时，住院里没有一位传教士。给病人服用的药物无济于事，10月，白若翰司铎被迫转往宁波。到了11月，他开始有了轻微的好转；然而，病症仍然持续，由于医生也无计可施，白若翰司铎于1888年3月初前往上海治疗。他在那里一直待到了1890年的4月，并且再也没有返回衢州。

赵保禄主教从法国返回后不久，他就写信给菲亚特司铎：

孟斐理司铎坚持要求留下卢类思司铎。他认为目前对他来说卢司铎必不可缺。卢类思司铎的离去会给他造成真正的困难。只有他了解我们极其复杂的账目。卢类思司铎和所有传教士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由于他懂得把握分寸以及他的这个身份，他们都很信赖他，他会旁敲侧击地给予建议，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预防并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使我摆脱了许多的困境……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派遣一位特别挑选的年轻司铎来。在此期间，我派遣高其志司铎（M. Chasle）去协助孟斐理司铎，他非常不愿意去上海，直到现在中国人才刚刚听得懂他说的中文……（1887年7月28日的信件）

总会长司铎同意了主教的建议，10月2日，贝西埃司铎登船前往上海担任助理帐房。高其志司铎则返回了宁波，12月3日，他被派往杭州的住院。

1887年12月9日，赵保禄主教前去探访舟山群岛的会口。

晚上8点从宁波启程。半夜到达了镇海港。第二天早上9点，我们起锚，借助顺风，下午1点靠上了定海港。伊伯铎司铎自然已在码头迎候，徐老师，乌龟山的两名传道员和学校的两名儿童拿着红色的请柬陪他一起来迎接我们。昨天早晨，伊伯铎司铎举行了修会的团体弥撒，我和梅广达司铎一起去了南山下给一名女教友施行终傅。晚上和今天，我做了几次探访，并且受到了教友们的恭贺。明天我们将开始探访修女院，接着，周三开始探访西乡的乡下。圣诞节前，我要去乌龟山探访修院和农场，随后，圣诞节后我们将前往东乡，路上没有经过朱家尖，下次我们再去那里……（12月12日的信件）

17日，和安当司铎在信中写道：

主教正在行程的中途；他和西门的本堂司铎一起穿越在西乡的山中。在西乡做了一次高兴而简短的巡访之后，宗座代牧主教于20日回到了定海。

第二天，他前往修院。

由于主教大人的莅临，我们的圣诞节气氛极其隆重，他和我们在乌龟山度过了圣诞夜，圣诞节我们又一起去了西门。西门的教友将教堂挤得水泄不通……（26日，和安当司铎的信件）。同一天，有80人在圣弥额尔堂中领受了坚振圣事。

我们看到赵保禄主教曾打算先不探访朱家尖，而是留待以后再去那里。但是26日早晨，六名朱家尖岛的教友来到住院，并且告诉主教，他们带着一艘小船来迎接主教去他们那里。面对这样的安排，宗座代牧主教并没有迟疑；当天早上他便在伊伯铎司铎的陪伴下启程。主教从那里回到定海后，他在信中写道：

朱家尖的波折已经结束了。整个巡访历时一个星期。我们借此探访了岛上的每一座会口，翻越了最高的几座山头，外门（舟山岛的最西部）的几座山也毫无例外。元旦主日，极为隆重的节日，这有点像是谢德望司铎的安排……

星期一（1月2日）晚上7点，主教从朱家尖步行了100里路来到我们这里。伊伯铎司铎光着脚和主教汇合了。主教大人对于行程感到非常满意。”（1888年1月4日，高其志司铎的信件）。

我们的两位旅者为何被迫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呢？通信人所说的是否有点夸张呢？主教将亲自告诉我们实情：

可怜的伊公（伊伯铎司铎），他的鞋子用绳子草草捆扎了事。然而坚持不了很长时间。从朱家尖返回的路上，我们去了沈家门，走了70里路，在做了其它艰苦的徒步之后，不仅袜子，甚至是皮肤都被划破了。因此，请您可怜可怜他，赶快帮帮他……”（1月5日，写给卢类思司铎的信件）

正是在赵保禄主教巡访舟山期间，主教决定农场不再聘用外教人，农场只留下孤儿们学习农技所需的土地，其余的都将予以出租：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多少都会给予我们回报。舒静安司铎被召来处理此事。

1月16日，主教和圣母升天堂的本堂司铎重新登船返回宁波。修院院长陪同他们一起启程。14日，赵保禄主教写道：我带上了和安当兄弟。他无法安全地在乌龟山待更长时间了。他自己完全清楚，并且希望离开修院。他重回乌龟山过了农历新年，辞退了胡阿福，任用了李三梅（赵家岙人），以及处理了许多其它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将所有的这一切安排告诉了田法服司铎，接着，他将离开那里休整、恢复体力，并且等待新的岗位。他的心情非常愉快。经过了这一年的各种调动之后，给予田法服司铎的这个新麻烦令我感到难过。然而，我无路可退。和安当司铎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留在那里这样做，哪位同会弟兄能来接替他呢？

在1886年6月30日，修院有6名领受了小品的修士和20名拉丁生，那么在下一年的这一天，那里只有16人，这个数字仅仅只是小修生的人数。在这些年轻人中，有三人登上了铎品：傅雨彪、陈明发、沈宝珊。

宗座代牧主教在前往舟山的前一天曾给传教士们写了一封警告信，反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花钱时大手大脚，这些拨给他们用以开支的年度津贴超出了预算的金额，事实上，沉重的负担已使得代牧区的库房濒临亏空。主教表示要感谢特别的捐助，——这关系到他在法国期间所收到了哀矜——使得本年度的津贴维持了上年度的水平，甚至略有增加，但是他禁止未获得明确准许的超支，而超支准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给予。另一件有待改进的事情是账目：这封牧函对此做出了一些规定。

三、关于圣婴善会——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以便传教士们管理圣婴善会的男、女孩子，1、教育的方式；2、虔诚、祈祷、告解等等；3、他们必须牢记于心的书籍；4、内在的纪律、静默、处罚等等；5、教授他们的手艺；6、日常的饮食；7、衣服；8、婚姻等等。每一位传教士都要对于每一个问题给出意见。

之后，宗座代牧主教会就此编写一部名副其实的小规章。

当赵保禄主教于12月9日到达定海时，距离大修士离开乌龟山修院迁往杭州住院已将近两个星期。

11月26日或是27日，六位年轻的修士在他们新任神师的陪伴下离开定海经由宁波前往省城。在等待开始初学的日子里，这些年轻的神学生继续他们的学业。

赵保禄主教想要亲自出席初学院的开学典礼，便将日期定在了1月末。因此在从舟山群岛返回不久之后，他就踏上了前往杭州的行程。彭客达司铎先他一步到达绍兴。

星期二（1月23日）早晨将近10点，我在彭客达司铎的陪同下到达了省城。四位大修士领着一顶轿子在西兴等我。到达住院，我见到所有的传教士（郎守信司铎、高其志司铎和六位领受了小品的修士）穿着白衣站在教堂门口。我先洒了圣水，随后举行弥撒，许多教友、修女和她们照管的孩子都参与了这台弥撒。接着是午餐，之后我受到了各个不同团体的拜见。星期三晚上，在小圣堂中举行的圣体降福前，我们给修士做了两场讲座。第二天，修会团体聚会，晚上讲座，现在正为我们的这些修士分配房间，让他们适应这种新生活。一切都进展顺利，几乎能同遣使会总院相媲美。请您原谅！我们才刚刚起步……（1月27日，赵保禄主教写给卢类思司铎的信件）

临近晚上5点半，主教大人给我们的年轻望会生做了一次关于我们神圣身份精神的讲座。接着团体的所有成员穿着白衣前往住院的圣堂。当团体的成员都聚齐时，赵保禄主教穿上长白衣、披肩和领带。随后主教大人在祭台上再次向望会生做了一次简短却热情洋溢的神修劝勉；他解释了天主的圣言：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他向望会生解释了这段圣言并且对他们说：我不再称你们为学生，亲爱的，尽管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但是我要称你们，并且我们要称你们为弟兄，极亲爱的弟兄；这个名号将成为你们的了。主教在提示了第二天的节日之后又说道，他希望有一天每一位修士都能成为天主所选用的器皿，为了向陷入死亡幽谷中的民族宣扬福音。接着，主教步下祭台跪在台阶上；彭客达司铎、高其志司铎和您的仆人一起跪在了主教大人的身旁；每一位修士都跪着接受了主教兄弟般的拥抱，其他的同会弟兄也依次拥抱了他们。

收录礼后不久，我们亲爱的修士们开始以最大的热忱遵守初学院所施行的一切会规。除了迫于形势所做的改变之外，他们的会规和遣使会总院完全一致。他们同样也遵行所有的惯例：赵保禄主教坚决主张不要忽视任何一点，赖天主助佑，我也做了同样的安排。

为了使得修院的组织尽可能的完备，并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建立修院，赵保禄主教希望交托两件我们尚有欠缺的事：一间修士们的散心间，以及一座乡间的会院，那里将会成为我们年轻修士的让蒂伊，同时也可作为一处年度避静时传教士们修养身心的地方。我们的让蒂伊将设在城外15公里、我们大方井墓地的所在地。赵保禄主教打算恢复墓地的圣堂，并在墓穴边建造一座小的乡间会院……

就在这次修会团体聚会后的第三天，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祸！的确，杭州的住院“宽敞、通风，”但是却缺乏所必须的建筑质量：住院并不坚固。1月28日，赵保禄主教写信给卢类思司铎：

我写信告诉你的事即非玩笑也非娱乐。我们刚刚失去了一名修士，徐四东非常悲惨的去世了。今天早晨，将近2点，覆盖初学院的屋顶由于积雪的重压而折裂了，积雪下的房顶、木辕、构梁、砖块落在了一间单人房中。徐四东被压在了下面。我不得不，更确切的说是我们不得不耗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清理瓦砾、寻找他，并且将他挖出来。没有伤痕；更没有任何剧烈苦痛的痕迹。整个床都被压碎、压扁在了废墟下。其他三名修士也都被压在了大量的构梁和瓦砾下，他们叫喊着无法脱身。只有傅景山和王恩兴得以自己脱身。桌子、书籍、箱子都被埋在下面损坏了。幸存的修士们没有受伤。大量的构梁掉了下来，悬在他们的头顶，倚在墙上。他们幸免于难真是天主上智的奇迹。仁慈的天主以一人的牺牲救赎了其他人。请您尽力安慰可怜的徐伟昌（即徐传道员）家人，我让人写一封信给他。

房子向前倾斜；一根柱子完全裂开了；雪一直在下；住在楼上无法保证安全，我们搬到了楼下居住，然而楼下也有些危险。客厅的一部分天花板掉了下来，一根构梁裂开并且穿透了上层的楼板。

把我们亲爱的修士弟兄安置在哪里呢？让他们住在当时空关着的、安置大烟鬼的房间里。只要堵住两扇门，就像是已经封闭了的住着孩子们的侧窗那样，然后凿开分隔我们和修女之间的那堵墙，我们就能住了。

房子无法修复了。这所房子还会给我们带来其它的麻烦事。房子的建筑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房屋中间没有柱子……

2月7日或是8日，赵保禄主教离开杭州前往车辐浜。应这座会口的教友请求，主教带来了五名修士：

他们对于1月28日发生的意外印象深刻，杭州住院的这次混乱令他们在闲暇时也不能忘记。

在2月23日的同一封信中，主教告诉了卢类思司铎他在嘉兴地区逗留的一些细节：

农历新年前的星期三，我到达了Pang-lang。教友们热情地迎接我。教堂前的六根旗杆上竖着教宗旗、中国旗和法国旗。三座竹制的牌楼上装饰着红绿色的幔布。教堂里，贴着金字的织物围绕在正殿的挑檐上，展现着玫瑰经的奥迹。接着，杉树编成的圈上点缀着花朵；各种颜色的幔布从穹顶一直坠到了柱头。超过一百个灯笼用来照亮因下雨造成的昏暗。我们尽可能隆重地举行了主教弥撒。

星期六晚上，在一场简短的讲道之前举行了圣体降福。

正月初一，主教弥撒。

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所有人登船前往圣心堂，我在那里举行了一台弥撒。从那里，我们的船向宋家堂行进，我们在宋家留宿了一晚，听了神工，做了弥撒。

随后，我们又从那里前往陶家堂。我们在当地庆祝了圣灰瞻礼。当晚8点半，我们回到了Pang-lang。

第二天星期四，早上9点，郎守信司铎和他的修士们启程前往省城。

星期五，早上8点，吴纳爵司铎和我一起前往平湖，晚上5点我们到了那里。第二天吃过午饭，我们重又登船前去探访Sin-Tsang的新公所，尽管我们全速前进，但是直到晚上9点我们才回来。平湖北门公所的112名善良教友摇摇欲坠。主日弥撒之后，我们前往平湖南门的公所，我们在公拜苦路之后做了一次简短的训导。

星期一，临近早上9点，我们离开平湖南门的圣堂，当天晚上7点到达了Pang-lang。今天，我们和传道员开会商量修女的机构和住院的搬迁。这里的所有人，无论是外教人还是教友，都热切期望仁爱会修女的到来。到处都在谈论这事。只要能把教友们安置在别处或是临近的地方，他们就愿意为新住院奉献一处位于运河和教堂之间的土地和房屋。他们还想有一处公墓。自然，人们指望匈牙利的捐款来支付这笔不小的费用。我希望在下个星期五回到杭州，并且尽快返回宁波。这可能有点困难……。3月初，富苏拉主教回到了宁波的住院。

◆   ◆   ◆

赵保禄主教在众多的牵肠挂肚和繁杂的日常事务中并没有忘记温州的教堂。从1887年12月7日，启程前往舟山的前一天起，他曾写信给董增德司铎：

温州将要建造的教堂，长130步，宽58步，内高48步。这个尺寸依照宁波教堂的比例缩小了一点。内部的式样将做一些修改，侧殿的高度接近于正殿……

就在这天，宗座代牧主教确定了将来建筑的总体规划。傅貌禄司铎被派去温州，监督住院及其附属建筑的施工——同时担任副本堂的职务，以接替驻在栅桥的王恩兴司铎——并且将他留在当地准备将来的工程；他也慢慢地购入了一些材料。6月23日，富苏拉主教登船前往温州实地决定最终的方案，因为工人们准备从下个月开始施工了。27日，他从那里写信说道：

尽管下着瓢泼大雨，我仍见到董增德司铎和傅貌禄司铎带着随从在码头上迎接。英国领事施维祺先生（Mr Stronach）的轿子也等候在那里。

所有人都很好。住院已经有了非常漂亮的外观；厨房很宽敞，布置的很好；会客室的位置很适宜，完全独立，感觉舒适；小学和要理学校设在二楼，一共有八个房间。鉴于实际情况，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6月27日，赵保禄主教的信件）

教堂的承建商仍是建造传教士会院的车辐浜人李。7月6日，工人到达了温州，8月26日，木工开始竖起代替石柱的圆木柱。

宗座代牧主教前往温州并非只是做一次牧灵访问，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离开过温州城，并且在返回宁波的途中也没有路过栅桥。

我还要画许多的设计图。我坚持确定所有细节，以便不给傅貌禄司铎留下任何突发奇想的空间，他的想法并不合适。这同样是避免许多争端的一种方法，以免传教士和工人之间产生矛盾。每个人都必须按照我的设计图行事……

所有的一切都做了细致的规定，工程开始了，没有什么事再需要主教留在温州了。因此，7月29日他告别了董增德司铎和傅貌禄司铎，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回到了宁波。

1887-1888年度的温州地区报告显示有48名成人领了洗，另有200名望教者和900名教友。

我们从1月卢类思司铎于寄自定海的一封信中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宁波的传道员医生学校有待改进；其次，宗座代牧主教没有被困难的最初打击所动摇，赵保禄主教因此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还不打算关闭铺子。不能因为各种困难而放弃一项事业。我们的辛劳和耗费或多或少会付之东流，我们初出茅庐，不知该如何行事，因此需要有一支传道员队伍，我越来越多地思考这个问题。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我们所缺乏的正是一些懂得在外行事、与人交谈，以及劝化人灵的医生。最后的这部分是最主要的，也完全受到了忽略。同时，必须给予他们一份伟大虔诚的精神，以第三会的方式培育他们。任何一种纽带都能更好地稳定他们的工作。马宗良司铎应该是这方面的内行。至于医学课程，只需要安排在每天或是每两天的早上就可以了……

如果这项由田嘉璧主教创立、苏凤文主教恢复、赵保禄主教复兴的事业最终失败了的话，我们可以确信，它的消失并非是因为富苏拉主教的漠不关心。

1889年初，卢类思司铎以宗座代牧主教代表的身份被派去衢州，和当地官方商讨房产事宜，传教区在七年多前购买了这处房产，但至今仍无法取得产权。1月5日，他从宁波启程；10日，担任顾问、秘书兼翻译的彭客达司铎同他一起离开了杭州，18日抵达衢州城。卢司铎与衢州的知县、衢州府的知府、道台等官员面谈或书信。赵主教写信给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浙江抚台，两江总督等求助。

最终衢州的房产事宜，这场旷日持久的艰苦谈判有了完满的结局，到12月才得以了结。我们刚刚修复了原来的住院，这处住院以一年55吊钱的价格租了出去。

多亏了赵保禄主教的坚持不懈、聪明才智和恰如其分，才得以从这场和中国当局有点拐弯抹角的外交斗争中凯旋而归。

这是富苏拉主教自就任浙江宗座代牧主教起处理的第一件有着重大结果的事件。对于之后他将要和浙江省更高级的官员商议的那些更为棘手和更为严重的问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自高幕理司铎出任上海首善堂帐房时起，既已形成了一种惯例，当他缺少人手的时候，就向浙江宗座代牧主教求援；上海和宁波相距不远，并且这两座城市之间交通便利，提出这样的求助再自然不过了。如果苏凤文主教对于上海帐房提出的需求——由于缺乏合适的人手——往往表现得有些冷淡，那么赵保禄主教总是在第一时间向他们伸出援手。

因宗座代牧主教知道卢类思司铎的身体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正是出于这样的强烈动机将他派去上海协助孟斐理司铎，同意他暂时卸下作为一名传教士的职责，卢类思司铎完全忠于这份职责，并且受到了他同会弟兄们的赞许。这位病人可以在上海获得宁波无法提供的物质条件：医生和治疗；另一方面，卢类思司铎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无力照管等待着他的这份工作：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所患的只是普通的疲劳过度，而非明显的疾病。然而，卢类思司铎在前往上海时完全没有料到，他将和浙江的传教士生涯永别了。1892年11月17日，高其志司铎向白若翰司铎宣布：

今天早晨10点半，仁慈的天主召回了我们亲爱的同会弟兄卢类思司铎。临近早上8点，陪了他一整夜的孟斐理司铎让人来叫我。我们一起念了《临终经》，不一会儿，我们亲爱的同会弟兄毫无痛苦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这对于我们是一份巨大的损失。

第三天11月19日，举行了他的葬礼。

如果说宗座代牧区的所有传教士对于卢类思司铎的去世都感到痛心的话，那么没有人比宗座代牧主教对于如此器重和深爱的这位司铎不幸离世感到更为惋惜的了：

仁慈的天主刚刚从我手中收回了一位圣若达德的同窗、一位可贵的朋友、一位衷心的同会弟兄：卓越的卢类思司铎。我们二十多年来一起携手共进。我们一起加入遣使会，也一起来华。如果您完全了解他对于我的衷心；他为我付出的所有服务！……

1888-1889年度代牧区成人领洗人数328人。

赵保禄主教对于这些报告做出了如下评语：

这一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教人对于某些新会口中的新教友所造成的局部性滋扰。人们要么强迫他们分摊举行迷信活动的费用，要么将他们的名字从家谱中删去，或是用其它侮辱方式强迫他们改宗。有些人遭受了切实而长久的迫害。在绍兴府、於潜县、宁海县和定海县等地，我们不得不向当局提出正式交涉。感谢天主，我们的努力和耐心为圣教会争取到了有利的结果。目前，又发生另外一些类似的新纷争。尤其是在新的传教站。这些纷争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因此产生了更多的皈依者。纷争从未如此频繁，但是我们也从未获得过如此美好的希望。反对信仰的运动在许多新开辟的重要传教站中愈演愈烈。如果能有更多更有能力的传教士，或者至少能有足够多胜任而衷心的传道员来协助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因为再多献给仁慈的天主几千个灵魂而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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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元旦，赵保禄主教来到了杭州。3日起，他离开省城前往车辐浜。他去那里或许是为了察看这一年刚刚开始动工的建筑。1月25日，宗座代牧主教在宁波，四位初学修士：舒清笙、阮振铎、黄绍济和王恩兴宣发誓愿成为了遣使会中的一员。2月2日，他们领受了五品。

田嘉璧主教和苏凤文主教同时担任他们代牧区中传教士们的教会长上，以及在浙江传教区履行牧职的遣使会士的修会会长，并且兼任巡阅使或省会长的职务，当时每一个宗座代牧区各自组成一个会省。担任修会长上的赵保禄主教却没有被任命为巡阅使。1890年初，委托给遣使会的中国各个传教区合并为一个会省，正是上海的帐房孟斐理司铎被选任为巡阅使。前一年，孟斐理司铎被任命为特派专员，他以这个身份巡视了遣使会管理的各个地区。

1890年3月22日或25日，孟斐理司铎对浙江的遣使会士做了定期巡视，来到宁波选举代表，这位代表将会前往上海参加选举第二十五届遣使会全体大会的候选人。徐志修司铎获得了大部分的赞成票。上述省会会议在5月份召开；赵保禄主教和徐志修司铎参加了会议。

8月15日，徐志修司铎因染霍乱病症去世。徐志修司铎和他的合作者兼同会弟兄傅道安司铎一起在台州和温州地区开了教。他为拓展神国而表现出的热忱，他所战胜的各种困难，直到生命的终结他仍在传教的第一线。

高其志司铎接替梅广达司铎担任帐房。自此以后，正是他——绝无仅有——直到他去世，一直担任传教区的“财政部长”。

为了回述1890年间宗座代牧区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我们还得对适逢武昌殉道者列真福品之际在那里举行的一些庆典略书一二：董文学司铎。这些隆重的庆典理所当然地从宁波开始。除了主教驻在宁波，新真福的遗骸也曾在田嘉璧主教迁移时在那里逗留了几天。3月20日、21日和22日举行了三日庆典，富苏拉主教借此机会在三天后的圣母领报瞻礼上公布了一封主教训谕。主教在叙述了神圣性是使人认识天主，教会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真教会的一种标记之后；指出了天主教会在将她的一些儿女举扬到祭台上时所遵行的程序，并且提及教会为什么授予他们这些荣誉，他对于这位真福的生平做了概括。这封训谕命令：在浙江省的每座主要教堂里举行三日庆典，教友们受邀亲自尽可能地装饰他们的教堂。训谕以劝导教友们多多地参与这些庆典、忠信地步武这位在天新庇护者的芳踪、效法他的榜样作为结束。

《遣使会年鉴》对于宗座代牧主教在杭州和车辐浜举行的三日庆典做了报导。6月25日，赵保禄主教在舒静安司铎、六名大修士和陆思安辅理修士的陪同下离开了宁波的住院。另外还有两艘小船载着舒静安司铎的家人和几名教友。

29日主日，这天是赵保禄主教的本名良辰，舒清笙、阮振铎和黄绍济领受了执事品，刘怀德被祝圣为五品。王恩兴还没有达到法典规定的年龄，他还得等到下一年。主教弥撒之后，教友们都来恭贺主教，向他呈上祝愿和贺词。方嘉禄司铎和另一位传教士一起来，同省城的两位传教士以及舒静安司铎和郎守信司铎参加了授品庆典。

如果说宁波的住院有幸将董文学司铎的遗骸保留了几天来举行这场盛典的话，那么省城的住院有一位担任地区会长的司铎曾亲眼见到过这位真福。

这是在1838年：彭客达司铎当时还是一名13岁的小孩子，他从河南前往澳门的遣使会修院；在经过湖北时，他在我们这位真福所传教的一个会口里住了几天；彭客达司铎喜爱向我们叙述这位真福当时教他修剪葡萄树；我们仍能在这名徒弟的手艺中看出这位真福的才能，让我们再说一说老师所给予的降福：经由我们尊敬的中国同会弟兄修剪过的葡萄树根明显更为多产。还有一件令他十八年来无法忘怀的回忆，那时的一次严厉训斥和严重惩罚。我们的这名小修生犯了我不太了解的过失；这是一个他没有注意到的细微过失，但是传到了这位修院原院长的耳中；董文学司铎向他指出了错误，并且要求他做出有益的补赎。然而，犯错的人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当五十多年之后开启列真福品的程序时，这位尊敬的白胡子司铎仍然后悔没有和魔鬼的辩护人取得联系，以便向这位真福品提出控诉；但是，他又说道：我要向我们的圣人提出责备，我有他功劳的百种有利证明，我曾见过他各种美德的百般榜样。

还有一个更为感人的场景激起了杭州传教士们和教友对于在他们那里颂扬的这位真福品的回忆：这就是真福殉道者的妹妹和代子的莅临。加俾额尔·佩布瓦尔修女（Soeur Gabrielle Perboyre）长久以来——她是第一批派遣来华的仁爱会修女中的一员——献身于省城仁爱会修女机构中的穷人和病患。她获得批准前往罗马参加哥哥的列真福品大典，但是她放弃了这份巨大的喜悦。

既然如此，那么可想而知，在杭州教堂中举行的各项隆重庆典都笼罩着一份特殊的光芒。杭州所有的人：传教士、修女和信友以一种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布置装饰了建筑物。信友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绍兴、於潜、双林等等。

6月30日，三日庆典的第一天，主教在早晨举行了主教弥撒，并且在下午三点咏唱了圣体降福；他还在弥撒前宣读了颂词的第一部分：真福殉道前的生平。讲话结束，人们揭开遮盖着董文学司铎画像的幔布，他穿着一身官服，一手捧着十字架，另一只手持棕榈枝。这幅5米高3米宽的画出自方嘉禄司铎和梅广达司铎的笔下。第二天，彭客达司铎主持弥撒，他讲述了真福的受难和死亡。最后一天，赵保禄主教在弥撒前赞颂了这位基督战士的凯旋和荣光。晚上，圣体降福，并以《吾侪赞颂上主》（Te Deum）结束了这场虔诚而辉煌的隆重庆典。

7月3日，富苏拉主教、传教士、修士等人一起启程前往车辐浜，他们重又举行了三天同样的庆典。杭州使用的各种装饰又给车辐浜教友所布置的教堂添了彩。那里有两位仁爱会修女，其中的一位是舒清笙执事的姐姐；他来参加弟弟的授品典礼。事实上，三日庆典是以7月9日的晋铎典礼作为开始的，三位执事舒清笙、阮振铎和黄绍济在那里领受了铎品。在车辐浜所举行的庆典程序类似于我们在杭州所看到的。第二天，舒清笙司铎举行了咏唱大礼弥撒，由他的叔叔舒静安司铎作为陪祭。“邻近各座会口的教友蜂拥而至。庆典的消息甚至吸引来了一大群外教人。一百多条游船停在村中的运河里；每天晚上，教堂四周都灯火通明，有一万人被吸引而来。”

赵保禄主教从车辐浜返回后前往舟山主持了同样的庆典。

5月25日，圣神降临瞻礼，宗座代牧主教给他属下的传教士发出了一封秘密信函，要求他们刻苦学习中文，这是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论述。我们摘录其中的几点主要论述。

首先，以成群迁移的方式，通过对于各个民族赞颂天主的目的所做的普遍思考，每一个民族都有以自己的语言履行这项自从神圣降临之日起教会从未停止的义务，主教认为传教士们应当实践教会的这项使命：

我们在这些遥远的国度中向千万不认识天主的灵魂谈论祂。我们也应当成为一种声音。然而，要成为这种声音，我们必须说话；必须懂得我们宣扬福音之处的语言……

接着进入主题，赵保禄主教指出，作为传教士，有着学习和懂得他们履行牧职地区语言的责任：

1、听从天主的圣意。祂拣选并托付传教士作为祂的使者，基于同样的事实，祂召叫他们运用各种必要的方法让人知晓他的圣名。

不懂得语言会是一种不忠诚的行为，使得我们不相称于天主的注视，并且无法实现祂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学习中文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学业，一种严格的义务……

2、“这是教会的意愿”，传教士练习熟练地运用语言。教会需要胜任的牧者完成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牧者捍卫真理、劝化瞽盲。

然而，一位传教士，虽然具备圣德和出色的神学知识，但是语言欠缺，他是否还能达到他所代表的教会所提出的要求呢？不，作为一名传教士，学识和美德还不够，他必需学会交谈。如果没有语言，照耀的光只是斗底之灯……

这封信函叙述了传信部对此所给予的各种培育，并且逐字逐句地引述了1774年3月21日发出的《充分评断……》训令，它命令“宗座代牧主教、宗座监牧主教，或是传教区长上对于到岗六个月之后的新传教士做一次所传教地区的语言测试”；如果这次考核并不尽如人意，语言学校——除非必不得已——应当召回这些传教士，并且在六个月之后重新接受考试。如果他们仍未获得满意的成绩，应当报告圣部，由圣部判断是否需要召回他们，撤销他们的特权，并以其它的惩戒处罚他们。

3、宗座代牧主教援引的第三个鼓励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动机是他们作为遣使会士的身份责任。

这正是圣味增爵特别提醒被派遣远离法国的传教士应尽的一项义务。

他以那些忠诚的榜样劝勉他的司铎们：毕天祥司铎，德理格司铎，穆天尺主教，穆导沅主教。

4、这是虔诚的最佳方法。传教士必需通过要理和讲道来培育信友。

这些内容在一位讲话吞吞吐吐的传教士口中会成为什么样呢？含糊不清的叙述，太过乏味而无法引人入胜，太过晦涩而令人诘屈聱牙；几乎总是用同样的表达、同样的字句、甚至是同样的主题，肯定，这即非是我们缺乏内容，更非是我们缺少热忱。不！我们希望像圣保禄宗徒那样耗尽自己来拯救灵魂。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因为同样的阻碍而陷入困境：我们对语言一知半解。

但是，传教士的责任并非只是培育信友和阐述信仰，他们首要的责任是使那些外教人认识信仰的真理。然而，只有通过语言他们才能在异教徒中履行传教的职责。但是在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懂得中文乃是当务之急。事实上，习惯了传教士讲话方式的教友，慢慢地，可以通过理解或是猜测来明白他想要说的话，甚至是在他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表达时。也不需要和他们一起驳斥他们所放弃的错误和迷信。在向他们解释信仰的真理时，如同他们已经听过许多次了那样，或许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至少能够通过一种普遍的方式抓住所要探讨的主题，哪怕这些主题是以有些生硬的语言来表达的。当我们开始和异教徒交谈时，所有的这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很快就会感到在和他们谈论一个略显重要或是极为平常的主题时，我们在语言上的薄弱和欠缺。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信仰如同是一本闭合的书籍，如果我们想要以贫乏的语言向他们解释崇高的道理，他们或许会像雅典人对圣保禄宗徒那样非常礼貌地对我们说：“我们下次再听你讲。”

富苏拉主教提出的第五个必须学好中文的理由涉及“名誉问题”。他以领事人员、海关职员、基督新教牧师钻研中文作为了例证。

在如此这样证明了传教士刻苦学习中文的必要性之后，主教在信函的第二部分指出了帮助他们学习中文的一些方法：

祈祷正确的意向：将这份学习运用于光荣天主和拯救灵魂的利益，而非是成为徒有虚名的汉学家，或是仅仅出于个人的喜好。

聚精会神的方法：确定用以学习中文的时间并且契而不舍，多听多说，不要害怕提问和讲话，记下听到的新词汇，反复操练，借助一本词典认字；坚持不懈。

随后，他回复了对于学习中文的不便所提出的两个异议：缺少优秀的老师，缺乏时间。

事实上在学习之初，一位优秀的老师是有用的；我们每一个人通常都能在我们的国籍司铎中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想要说话流利，最好的老师是实践、时间、经验。

至于第二个异议：缺乏时间

似乎看起来很有道理。然而，或许考虑到我们关于聚精会神的叙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日常事务之外，有着足够的时间刻苦学习；我们应该停止无用的闲谈，放弃不必要的拜访或是牺牲阅读无益的闲书。况且，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利用机会，反复实践，传教本身对于我们来说不就是一座出色的学校吗？

有些人或许会提出，语言学习到底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主教回答应当达到毫无障碍：首先，必须熟悉运用口语；随后，努力识字，甚至练习书写。

所有传教士都应当反复阅读的这封主教通函以这样的期望作为结束：

司铎和亲爱的同会弟兄：为了恰当地结束这些过于冗长的思考，我至少期望可以像圣保禄宗徒对格林多人那样对你们说：“我感谢天主，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但是，如果我无法获得总是能够让我从内心深处给予你们一份祝愿的安慰，这份祝愿与你们更强烈的渴望相符，那么我再次借用同一位宗徒所说的：“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是的，正因如此，我向你们众人所表达的这份祝愿，我向仁慈的天主所做的这个祈祷，因此我恳求给予你们最渴望的幸福，那就是成为骁勇的传教士，光荣天主和拯救灵魂。

◆   ◆   ◆

1891年5月，在安徽省芜湖，以及耶稣会司铎的其它传教站中突然发生的混乱。它是由一个叫做哥老会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所挑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满清政权和中国的基督宗教。这些哥老会成员不仅仅只是攻击芜湖传教区中的天主教机构，而且还影响到了江苏和安徽的其它许多圣堂。此外，他们还在湖北、福建和江西制造了同样的混乱，临近6月20日，福州的住院遭受了劫掠。

9月17日，赵保禄主教写信给他在里夫德比耶的堂表兄弟谈论此事：

我们希望立刻迫使这些为所欲为的强盗和纵火部队就范，因为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当他们想要采取行动时，便会彬彬有礼地预先告知日期、地点和理由。他们的理由是传教士杀害并偷走小孩子，挖出他们的心脏和眼睛制作药物或是颜料。为了给出证据，他们就在传教士门前丢下一个剁成碎块的死婴；或者，他们闯入墓地，在晚上亵渎坟墓，撬开棺材，毁坏他们抢走的尸体，随后，他们叫那些爱看热闹的人来看传教士的这些暴行。自然，所有人都相信了，他们感到气愤、大声责骂、并且保证一定要消灭所有的洋人。了解来龙去脉的官员们通常都表现出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样子。接着，当教堂被焚烧时，人们徒劳地呼求了他们十多次，他们气喘吁吁、满面愁容地赶来，但是战斗总已结束，也就是说，已经烧得精光了。欧洲人的战舰，一旦接到发生危险的消息，便立刻起锚全速驶向受难的地方，同样，当他们赶到时一切都已结束。第二天，同样的悲剧又在其它地方上演。由于民众无需为此而付出承重的代价，他们因而乐此不疲。人们尽力放走这些罪犯；官员们只许诺支付费用，但明确表示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有几座会口受到侵扰，一些圣堂被毁坏，一些家庭遭劫掠，一些新教友挨了打，一些教堂和住院面临威胁。但是，直到目前这些情况都还不算严重，将来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芜湖等地所发生的事件在浙江无不引起各种议论，同时也在那里引发了骚动。温州还流传着一些谣言，以至于董增德司铎感到很担心，因此不得不召他返回宁波。6月25日，和安当司铎在从衢州寄出的信中写道：

谣言仍在四处流传；我们能够避免吗？总之，这里的人们都显得不太客气，甚至比其它地方更为粗鲁。当心第一个攻击我们的人！他会很不幸。在麻蓬，我们将用武器保卫自己。如果人们烧毁城里所有的破旧房屋，我们至少还有钱来建造舒适的房屋。

麻蓬的教友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其中包括了五十来名最为强壮的男子，他们随时准备抵抗别人的进攻。

我们有许多步枪，每人都能有一把大刀……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就敲响警钟；我们将给予无法预料的一击。（7月6日，和安当司铎的信件）

但是，我们这些善良的教友没有机会证明他们的英勇。

事实上，只有金华的教友遇到了危险。7月份，一个小孩子神秘地失踪了，民众控告基督新教徒杀害了他。知府、参将和知县都去巡视，他们只是证实了人们的观点，天主教徒完全也和基督新教徒一样，受到了民众的指责和仇恨。城里和农村的新教友和望教者经受了一段时间的震荡，但是多亏了传道员奚喜，他们都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在衢州地区会长司铎在1892年4月28日写给赵保禄主教的一份报告中读到：

我已经和您谈论了最近发生在金华的事件。我今天将官员没有处理的这两件事所涉及的细节寄给您。

富苏拉主教复制了这份报告，并且对和安当司铎说：

您一定不会忘记去年我们在金华府所遭遇的惊慌，由于那些反对我们的恶意小册子广为流传，以及随之而来的众多谣言和威胁。一个外教人将他去世了的孩子的尸体秘密地藏在了一户教友家里之后，他便控告这户家庭帮助欧洲人偷走并杀害了这个小孩子，这时冲突一触即发。虽然我们能够扭转这危险的一击，但是这些罪犯都没有受到惩处。

说到捣毁圣堂，我们只知道孝丰的圣堂在6月受到了这样的破坏。当月29日，田法服司铎的一封信明确提及温岭街的圣堂被大火烧毁，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是外教人纵的火。

江南的事件没有在浙江造成其他的影响。

6月2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寄给宗座代牧主教们一封13日发出的上谕文本和译稿，这份上谕是应法国公使和其它列强外交代表的要求而公布的。

在简要叙述了发生在江苏省、安徽省和湖北省的事件之后，这份上谕随即写道：亟应查拏匪犯，早为严防等语。

各国传教，载在条约，曾经降旨，饬令各省，随时保护。

著两江、湖广、江苏、安徽、湖北各督抚，迅饬该管文武，查拏首要各犯，讯明正法，以儆将来……

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系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总因不逞之徒，捏造无根之言，藉端滋事。

著各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浮言。

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其身家，勿任奸徒扰害……

芜湖发生的事使得董增德司铎感到非常害怕，以至于赵保禄主教认为最好还是将他调离温州，直到江南的混乱所引起的谣言平息。因此，宗座代牧主教在6月初将董增德司铎召回了宁波。

1890-1891年度代牧区成人领洗321人。6月30日，整个浙江省共有教友8,650人，其中包括圣婴善会的1,226名儿童。

信友人数的增长引起了开支的增加，不幸的是，入不敷出。传信善会给予宗座代牧区的津贴有20,000法郎，但是需要35,000法郎才能平衡逐年恶化的预算赤字，宗座代牧区的问题根源是：

这样的处境无法容忍。人们执意拒绝给予圣婴善会一笔特别补助，以及增加传教区的津贴，尽管为了维持现状，多年以来我一直指出了急切的需要。在寄出我们年度账目的同时，我列明了需要的所有详细清单，对于认为需要或是有用的东西我都一一做了解释。我从未收到过总会的任何建议，哪怕仅仅只是看法、指责或是鼓励的话……（1891年10月20日，借着寄送年度账目的机会，写给孟斐理司铎的报告摘要）

为了努力消弭这种艰难的财务状况，12月25日，富苏拉主教公布了一封冗长的训谕，劝勉信友根据自己的能力给予传教区所需的协助。

主教首先说到，几年以来领洗入教的大量新教友增强了浙江省教友的队伍，并且显示出每个人都有责任奉献祈祷、善行和言语来吸引更多的外教人。

但是随着信友人数的增长，各项开支也水涨船高：在那些新近开教的地方，需要传道员、圣堂和学校。去哪里寻找这些资金呢？不能期望传信善会给予更多的津贴，因为全世界各个传教区的成绩和开支都在扩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方法满足需要。供给各个传教区的资金尤其来源于小人物的捐赠，他们往往以省吃俭用来资助外教地区的福传事业。难道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做那些陌生人为我们所做的事吗？

宗座代牧主教因此提出了一些履行这项爱德和正义责任的实用方法。被动方法：精打细算地使用传教区的资金；如非绝对需要，不要向他提出资助；不要在住院中吃饭，或者如果由于当地缺少客栈而必须这样做的话，偿付这笔开支。作为协助传教区的积极方法，主教建议教友根据自己的财力奉献一笔年金，用以供养传教士和供给圣堂所需：

教友们应当为天主和教会做些即便他们不是教友，至少也会为偶像和寺庙所做的事。他们应该模仿基督新教徒——尽管他们身处异端，通常也并不比我们更加富裕——知道以他们的财物来协助他们的教派。他们在中国只有38,000人，但是他们每年收到的哀矜有38,000银元。

这些年度捐款不会被慢慢地花光，而是用作孳息，渐渐地，当由个人奉献所创立的这项基金停供时，资金的收入足以满足每个传教区中一部分的所需。此外，每座会口中的信友所捐助的钱款将只用于这座会口。

资助传教区的这项义务更应落在那些将子女送去传教区学校的父母身上；他们有责任承担教育他们子女的费用，某些父母将他们子女的知识和信仰培育开支完全丢给传教区负担，而这正是他们令人难以容忍的恶习。

我希望所有的教友都能理解我刚刚谈及的这些责任的重要性，希望他们能够满全我的善心。浙江省中某些地区的新教友，甚至在收到劝勉之前，就已经通过他们自己的积极尝试，并且成功地执行了我今天恳切提出的建议。只要我们秉承同样的善意去执行，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同样的成功。

为了使得赵保禄主教的这封信获得圆满和持久的效果，必须组织一笔贡金。我们承认这并非是一件易事，但是正如主教所说的那样：

为了鼓励我们，为了使我们用心践行所提出的建议，这并非是困难，而是必须权衡的需要和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