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意不使用教会惯用的术语：述职。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促使富苏拉主教前往欧洲的主要动机并非是前往罗马向教宗和传信部呈述传教区的状况。

我们知道，在为和安当主教举行祝圣典礼期间，各位参礼的主教在随后的几天里，共同研究了一些有关于如何更好的在他们各自宗座代牧区中推动传教工作的问题。然而，阻碍大规模传播福音的原因之一是传教士的缺乏，必须为此找出一项补救的办法。在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的研究之后，宗座代牧主教们得出了如下的解决方法：他们中的一位前往法国尝试在各座修院中招募人手。有四位主教在拟定的这份计划上签了字……。但是，由于江西南境宗座代牧区的王吾伯主教的反对，这份计划仍是纸上谈兵，反对主要基于分歧之上，反对者们认为，应该同遣使会总会长沟通。

但是，如果这份计划被束之高阁的话，它却在富苏拉主教的脑海中逐渐明确、反复酝酿，当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就将这份计划以个人意见提交给了菲亚特司铎。这位总会长答复道：关于想要来请求法国修院提供新生力量的恳切祈祷催迫着您的热情，但是您打算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并没有说服我。然而，您曾和您的牧职弟兄商量，并且在得到罗马的许可之后，由你们中的一人来法国，我认为这并没有任何的不妥。

赵保禄主教将这个答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白振铎主教，并且附上了这些意见：

因此，不要沮丧。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担心会冒犯总会长司铎——已经消除了，因为他亲自表示所提出的方法并没有让他觉得有何不妥。这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总会长司铎在召集他认为合适的、或是人们向他推荐的宗座代牧区中的某个或是某些人时，便可轻易的获得罗马的许可。依我看，按照我们事先商定的意见，我写信去抚州府。

我的拙见是必须协同一致、加紧行动，并且保持沉默。我将这封回信通知了王吾伯主教同和安当主教，并且请他们把各自的想法告诉您。对于文件的寄送，我会完全按您认为合适的方式施行。我已经开始了尝试；现在似乎胜利在望，这项计划应有一位最资深的人来执掌，因为这样的人总是最富经验和胸有成竹，并且最具权威和最受欢迎。最好每一位签名者都能给总会长司铎写一封私人信件表示对此意见的赞同……（1886年10月13日的信件）。

赵主教陪同患病的王吾伯主教在圣诞节前两天离开上海，并于1887年1月31日抵达了法国马赛。

在主教离开期间，徐志修司铎被任命为署理（大代权）。

赵主教确信自己亲临当地有利于浙江宗座代牧区的各项事业，同时可以引起人们真实的同情，并能有机会同他们建立联系。资源并没有随着这些事业的增长而同比率的增加，因而，且不说圣婴善会的负债已经变得愈加严重，1885-1886年度的赤字达到了14,000法郎。——11月27日，上海的帐房司铎在信中这样写道：

对我来说，如果您能前往法国，我不会感到生气；当您路过这里时我们再详谈。各方面的资金都已干涸不济，应该在巴黎让人们看看这里的真实处境。

——显然，没有比浙江宗座代牧主教更适合的人选可以胜任此事。

1885年10月25日，他给热南修士写了一封求助信，为了让这位如此忠于传教区的会士尽可能地予以广泛传布，主教在这封信中陈述了代牧区的各种需求。

我们将摘录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因为这份陈情书为我们详细提供了作者在向传教区的朋友和恩人寻求慈善援助时所采取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将鲜有变化。

正是在去年的同一天，差不多是在我领受主教神品的第二天，就必须踏上流离他乡的道路，并且开始艰难地攀登痛苦的加尔瓦略山。尽管历经种种无望的努力，我们还是被从宁波的机构中赶走了。很快，同样的灾祸接踵而来，法国的传教士和修女都被赶出了他们的会院。法国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受到禁止的称号，一直影响到了我们的事业和新教友。到处都是险恶的谣言、血腥的威胁和恶劣的迫害。就像是从前陷入痛苦中的约伯（Job），叙述不幸消息的噩耗如雪片般飞来，加剧了我们的苦楚。有些教友被从他们的村子中赶走，还有些遭到了殴打、劫掠，并被投入监狱，大部分人都受到了凌辱。接着，宁波封城四个月之久，这令我们的生命如千钧系于一发。根据官员的命令，所有法国传教士都被囚禁于江北郊外。我们也正是在那里安置了亲爱的修生，使得他们免遭迫害者威胁他们的虐待。我们宁波所有的教友都聚集在我们的周围，分担我们的痛苦。由于害怕外面恐怖的传闻，他们准备着殉道，在他们传教士面前，没有人畏惧死亡。

战争和迫害的风声完全摧毁了希望，并且在我们周围撒下了祸根。恢复他们的勇气，重拾荒废已久的耕种。传教士和修女已经带着一份新的热忱投入到了他们刚刚失而复得的各个工作岗位中。但是，需要充足的人手协助他们的努力。事实上，由于我们所遭受的考验，以及给予我们的各种美好许诺，相比以往任何时候，工作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许多的灵魂将功亏一篑。面对所有来向我们求助的人，我们的资金和人手都太过匮乏了。

为了仁慈天主给予我们的这些可怜灵魂都能得救，如果可能，请您仁慈的慷慨相助，我将向您列出各项事业，它们如同一张巨网，可以使得所有不幸的人获得救助。

1）司铎。——这个省里居住着2,300万到2,500万的外教人。需要数以千计的传教士向这些不可胜数的人群宣讲信仰的恩惠，而我们勉强只有二十位外籍和国籍司铎！请给他们派遣一位有圣德的司铎，将他们领向仁慈的天主。

目前，我们的修院有25名学生。但是，他们完全由我们负担。一笔1,000法郎的资助足以维持一名学生全部的学业。

2）传道员。——他们都是英勇的教友，受过良好的传教训练，略懂医术，他们四处寻找垂危的小孩，以圣洗的恩宠为他们打开天门。

受到局势所驱使，我们已经建起一所年轻教友学校，在那里培养这些虔诚而聪敏的青年。我们恳请善心人士能够资助他们。一笔2,000法郎的善款，就能从此确保一整个地区的垂危外教小孩获得这些传道员中的一人所给予的宝贵援助——这些援助者同时还能像外教人宣讲信仰，并且培育许多会口的中坚力量。

3）被遗弃的老人。——子女的忘恩负义是我们所经历的时代中的巨大苦难，他们忘记了自己最为神圣的责任，被遗弃的可怜老人与日俱增。这些老人被亲人所抛弃，只好来叩响传教士的大门，传教士向他们摊开空空如也的双手无力接纳。拒绝他们是因为我们缺乏资源，难道要将他们闭之于天门之外吗？请怜悯这些站在鬼门关口来求助于我们救援的可怜老人吧！

这项事业将会赢得外教人的好感，因为他们公开表明尊重老人，这样说或许太过于表面了。间接却也必然会使我们的圣教会获得极大的尊重。

一笔950法郎的捐助足以设立一张永久的床位。此外，这项事业需要树立威望。受到环境所迫，尽管缺少资源，我们已经为一些处于危难中的寡妇提供了庇护，并且已经开办了一所传道员学校。但是这份努力耗尽了我们的资源。我们已山穷水尽。如果得不到援助，我们很快就将在极度贫乏中放弃这些初创的美好事业，并且和给予我们的所有希望永别了。因此，为了避免陷入如此痛苦的绝境之中，我以我们收留的和被迫拒之门外的不幸者名义，以请求我们救援的和不得不对于他们悲惨命运弃之不顾的灵魂名义，恳请您大发慈悲，并且向他吐露对于这些新生事业的担忧，我坚信您会为他们已经如此委曲求全的利益辩护，使我们不至看到它们在丰厚的许诺下被扼杀在摇篮中的痛苦。

主教接着回顾了温州天主教会建筑所遭受的火灾，罗列了基督新教团体重建住所同董增德司铎和王恩兴司铎仍住在残垣断壁中的反差，随后他又说道：

这就像是一种藐视和挑战，折磨着我们可怜的新教友，羞辱着我们的圣教会。传教士们在内心的痛苦中自忖，他们还要经受多久这样沉重的考验。因此，如果他们伸手乞求，那只是为了他们绝望的孤儿谋得一处庇护之所；只是为了给予居无定所的圣神“导师”（传道员）一个栖身之地；只是为了向迫切需要祈祷的年轻教友和众多望教者开辟一间教堂。圣保禄宗徒的教会！我们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尽善尽美，这将会是一场补赎和感恩的运动……

信件的作者对于江北郊外普济院的历史略作了介绍，接着他又写道：

普济院收留了大约1,200名病人。其中，200名临终病人领受了圣洗。那些成功治愈的人——占了绝大部分——都回到了家里，您一定清楚的明白，他们都不会说修女和圣教会的坏话。因此，许多偏见正在消失，朋友们都捍卫和赞扬我们。

如果我要列举所有的迫切需要，那么就会没完没了。至少，请您不要埋怨我有过多的请求；您知道两手空空地面对如此多的苦难，无力担负众多外教人对于我们的求援，这有多么地令人感到痛苦啊！我心甘情愿挨家挨户地伸手求乞来救助他们。我亲爱的弟兄，您将代替我去这样做；为了我们亲爱中国的众多灵魂，为了希望光荣天主和拯救他们弟兄的虔诚教友，您可以说成千上万的外教人正伸开双手期待着他们仁慈的救援；您也可以告诉他们，可怜的传教士、他们的同胞将他们的祈祷与所有这些不幸者的祈祷结合在一起，为了重振迫害引起的毁灭，为了给予无依无靠的穷人一份保护，为了向临终的穷人打开天门，为了拯救众多处于危险中的灵魂，总而言之，为使这许多的奴隶摆脱魔鬼如此残酷的束缚而被拖入深渊。

这或许是我寄给您的遗言。事实上，当这些笔记飘洋过海向您控诉不幸时，我正试图穿越这个省，做一次遥远而艰苦的旅行；路上危机四伏：有海难，有海盗的劫掠，有外教人的仇恨等等……但是，我以轻松的心情启程，因为我带着更少的负担，现在我可以将现世最珍贵的利益托付给您。此外，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我都会纪念我的恩人们。我将永远感激他们，无论怎样的危险、何种的考验，甚至是死亡都不能停止我的这份责任……

热南修士让人印刷了宗座代牧主教的这封信件，他自己也撰写了一封求助信，并且或许将两者都寄给了各个地方，因为在他的信中我们读到：

虔诚的主教要我负责将他的信件寄给尽可能多的欧洲善心教友，希望因着他们向仁慈天主的祈祷和施舍而获得帮助。

我们要说，最终的结果并非微不足道：当富苏拉主教在巴黎时，热南修士得以交付给他5万法郎的可观捐助。

赵保禄主教刚到巴黎几天，他的善意就已经促成了。此外，他在法国短暂逗留期间可以说是善意常伴左右。他来法国并非是寻求休息，他的确年轻、体健、积极，不知疲倦。

因此，自2月10日起，他受邀在巴黎的圣斐理伯杜鲁勒（Saint-Philippe du Roule）堂区主持一场圣婴善会的隆重庆典。

但是在圣克鲁瓦，原加尔都西会隐修院的居民们耐心期待着他们同胞的来访，除了年幼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当他启程前往中国时，他们满怀期许能够再见到主教！赵保禄主教前往家乡是在2月10日和3月6日之间，这应该是这对母子分别六年之后的第一次相见。因此，我们只需要叙述圣克鲁瓦的善良居民对于这位已经离开家乡、从前曾一起嬉戏、现在成为了主教的人所给予的欢迎。老实说，并非是我们在描述富苏拉主教凯旋进入家乡的场景；我们只是抄录了奉献一栏版面报道这件光荣、喜乐事件的报纸。

欢迎赵保禄主教

圣克鲁瓦村，原加尔都西会隐修院值此天主教世界最为年轻的主教到访之际，刚刚举行了一场最为令人喜悦和激动人心的盛大仪式。

为此仪式而树立的凯旋门和原加尔都西会隐修院的大门上都悬挂着欢迎词，这足以显示出这些诚实和勤劳的居民对于一位同胞、同时也是一位教会之子要表达的敬意。人们在近处可以看到“赵保禄主教”，而在远处则写着“致圣克鲁瓦的尊贵之子”。

许多居民在他们本堂司铎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地来到村口。这位尊敬的牧人以几句感人肺腑的话语祝贺主教大人的光临，在他担任宗座代牧职务的中国度过了八年之后，再次回到了儿时的家乡。

在教堂里举行了一场仪式之后，这群民众陪伴着赵保禄主教前去探望他善良而可敬的母亲，她正跪在陋室的门口迎接儿子的降福。但是他则谦卑而深情地扶起母亲，并怀着心中全部的情感拥抱了她，那些长期远离家乡的人完全能够理解这份情感。

作为这个感人场景的见证者，我看到在场的人都被深深的打动，许多人的眼睛被泪水所浸润。

向跨越山海令法兰西之名受到爱戴和尊敬的人致敬！也向懂得以同样尊敬的表示和真诚的同情令人忘记痛苦和辛劳的法兰西人致敬！

正如我们的记者所言，赵保禄主教是天主教世界最为年轻的主教。他只有32岁，并于1884年被擢升为主教。

他在里夫德比耶圣若望堂的副本堂玛尔定司铎明智而忠诚的指导下开始了学业，赵保禄司铎前往巴黎的遣使会会院完成了他的神职课程，并从那里启程前往中国。

他在拥有两千五百万人口的浙江省福传了八年。

主教大人自那时起便再也没有回过法国。他这次返欧之行是为了述职。

赵保禄主教是一个身形高大、身强体健的人，他拥有积极而敏锐的眼光，温柔和盛气兼备。他的态度富有同情和满怀尊敬。

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会说中文、天朝帝国的许多方言，以及两、三种欧洲语言，这真令人感到钦佩啊！

这是一个充满睿智的人，同时又有着高尚的品格。

除了由一位匿名的记者写下的这篇圣克鲁瓦同胞迎接赵保禄主教的叙述之外，让我们加入一段主教的侄子、毕迪欧司铎（M. Jean Pitiot）所讲述的插曲，他们曾是童年时的玩伴和调皮的对手。

在家门口受到母亲和家族后人最初的热情迎接之后，主教向许多陪伴他来到家里的朋友致以了敬意，并和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人握了手。然而，在人群中，有个牧羊人出现在了最后一排，很久之前他曾让人骑在年轻的赵保禄宽厚的肩膀上。菲利贝尔（Philibert）渴望对他过去的骑兵说几句话，但是，一个客套的问题令他闭口结舌，他一边用手指卷曲着帽子，一边试图搜寻答案。他徒然地反复卷曲着帽子，但仍然摸不着头脑。令这个家伙感到尴尬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称呼主教呢？保禄？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似乎太过随意；大人？这个头衔又太过郑重其事。菲利贝尔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方法，他激动的走上前去责备主教：“大家应该怎样称呼您呢？”他问道。——“像从前那样，叫我保禄。”赵保禄主教笑着对那提出问题的人答道。他在人群面前拥抱了这名善良的老农，人群听到菲利贝尔的问题大笑起来，并且对于主教的答复和举动报以了掌声！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赵保禄主教的母亲不必推崇她的儿子——根据毕迪欧司铎所说的她，也正是这样做的——“不必在村里人面前因为他是主教而表现出妄自尊大。”！毋庸置疑，富苏拉主教在他领洗成为天主子女和初领圣体的教堂里举行了主教弥撒并讲了道。

赵保禄主教在他的亲友之中逗留了如此短暂的时光。3月6日主日，主教前往里昂，次日早上5点，他在那里登上了火车。星期二中午到达罗马。他在当地一直待到了12日。这一天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为可敬者董文学司铎列入真福品做了许多工作。准备了一些绘有中国人的图画。由于画家对于如何描绘中国人感到一筹莫展，他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并且要我们提供一些资料。我打算借给他一些留在圣克鲁瓦的照片。

——接着他又写道：

今晚10点，我启程前往拿波里，星期一再从那里回来。我要去那里处理一些事务，看望一些朋友和在中国传教的同会兄弟的父母亲。(写给他家人的信件)。

在拿波里，主教特别拜访了曾在这座城市担任律师的董增德司铎的弟兄。这位在罗马附近一座堂区任本堂司铎兼“议事司铎”的弟兄是温州地区会长司铎众多家庭成员中唯一健在的人；他的父亲和另一位“外科医生”弟兄都在去年过世了。12日，我们的旅行者回到了罗马。他在那里一直待到了20日。赵保禄主教在永城逗留期间，除了传信部部长，他曾“三次短暂地觐见了圣父。”

途径佛罗伦萨、热那亚、尼斯、马赛、尼姆，主教到达了加尔省（Gard）的普利姆-孔布（Prime-Combe），遣使会在那里有一所传教学校。第二天，耶稣升天瞻礼，他在那里举行了一场晋铎典礼。1886年他从上海前往马赛的旅伴王吾伯主教在那天去世了。4月8日，他从里昂写信说道：

我在比利时和荷兰做了一次极其短暂却又非常高兴的旅行。下个星期，我要前往康布雷（Cambrai），接着去到圣保禄·味增爵的出生地。我会在4月27日回到里夫德比耶。

圣周四，主教在里昂圣若望宗主教座堂里祝圣了圣油。圣周六，他到了巴黎，复活节那天，他在遣使会总院的圣堂里举行了主教弥撒。在赛夫勒街（la rue de Sèvres）遣使会总院的这次逗留时间很短；因为4月22日赵保禄主教再次回到那里，他写道：

我从法国南部回来；我访问了达克斯（Dax）、巴约讷（Bayonne/他在那里见到了伊伯铎司铎的家人）、图卢兹、阿比（Abbi），并且前往露德做了几个小时的朝圣。我的长上们派我前往各地主持礼仪，讲述中国的情况；这几乎成了我唯一的事务……

在达克斯的遣使会神学院，主教于4月17日复活期第二主日主持了一场授予神品的典礼。那一天，在这些领受剪发礼的人中，有一位19岁的年轻神学生，不久之后来到了浙江传教区，担任着宁波宗座代牧区的帐房。这次在遣使会神学院的访问仍很短暂，正如主教打算过的那样，27日他回到了里夫德比耶；而我们认为他信守于自己所订立的计划，5月31日，经过考虑之后，他将这份计划写信告诉了雷诺-马雷尔夫妇（M. et Mme Reynaud-Marel）。

富苏拉主教在里昂期间，收到了地理学会主席的邀请，在学会会员和受邀公众前演讲。主教没有推辞。第二天，里昂市的一份报纸对于这场座谈进行了报道：

5月26日星期四，我们的同胞、中国西部省份浙江宗座代牧主教赵保禄途径里昂，兴致勃勃地举行了一场讲座，一所菁英学会的成员有幸参与。

赵保禄主教年轻有为、仪表堂堂，睿智、生动、和善。眼神正直、亲切，言简意赅，富有说服力和才智。

赵保禄主教向听众讲述的这个省份是中国最富裕、最富饶的地区之一。

讲演人并非是以演说，而是以一种引人入胜的谈话形式游历了他的教区。在叙述的开始部分，他希望向我们1860年的法国军队致敬，他们的士兵、甚至两名高级军官：买忒勒将军（Gl. Tardif）和勒伯勒东将军（Gl. Lebreton）都战死在了沙场之上。

这位演说者所叙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清朝的官制、桑树和其它植物的种植，以及丝织品。中国人没有开办工厂，只有洋人那样做。法国人刚刚开始在那里建立工厂。演说者讲述了茶树的种植、茶制品，以及它作为日常饮品的最佳用途；他说，面对根瘤蚜虫的威胁，茶叶可以更好得替代葡萄酒。他详述了中国人的溺婴风俗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尤其普遍。

第三部分，宗教融入了中国人的信仰。但是迷信占据着重要位置；它尤其成为了建造铁路的阻碍。他们坚信有一种遍及所有地方的风水，并且反对任何破坏其流动的障碍。

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它的主题都需要有一份严谨的报告，并且尽可能快速的讲述，这使得人们有机会对于赵保禄主教的观察、实践、引人入胜的精神惊叹不已，他注重在有些报告中研究一个在某些方面有着璀璨文明的民族，但是基督宗教的光明将使他们在迈向真正和完美文明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这位传教士主教，如同他的合作者们一样不知疲倦地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而努力。

杜库泰尔（L. Ducurtyl）

演讲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5月30日，赵保禄主教在巴黎遣使会总院的圣堂里主持了晋铎典礼。31日，他写信给在里夫德比耶的兄弟说：

我的总会长对于我长时间离开巴黎感到不悦。但是我向他做了解释，我认为他会对此感到满意的，并且我希望他会以仁爱之心完全原谅我。

6月5日，浙江宗座代牧主教和两位几天前经他祝圣的年轻司铎乘法国邮船公司的“墨尔本”号邮轮从马赛起锚了。

旅途中，主教在塞得港和新加坡给亲友们寄去了他的消息，6月30日，他在从新加坡寄出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里的许多传教士都是我的朋友，昨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美好的一段时光。对于我们这些传教士来说，每个人都有着莫名的喜悦，这份喜悦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当两位传教士在一片远离家乡、素不相识的陌生海滩旁相遇时，有那么几分钟，他们忘记了责任的种种艰辛；肩负的重担和天气的炎热都减轻了，所有的烦恼都消散了。

接着，他在寄自西贡的信中又写道：

在每一个中途停靠的港口，我都会发现一些信件，信中反复地告诉自己多么焦急的渴望……

最后，他在横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的四个月远行之后，经过一段有益身心的航程，于7月10日到达了上海。五天后，他在离开半年之后重又回到了宁波。

但是，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头所提及的招募人手的宏大计划又如何了呢？让我们来听听赵保禄主教向总会长司铎所作的解释：

人们大肆埋怨我没有即刻就将在法国招募修生的计划公布于众。对于这件需要行使权力才能施行的事，我感到自己孤木难支、少不更事。然而，我摸清了情况，并且受到鼓励不要任之东流。我会见了几名人们推荐给我的青年。我还会再察看并会以征召他们作为美好的结局。（1887年9月初）

这些“青年”中的一人最终获得了宗座代牧主教的接纳，下一年我们将在宁波看到他。

在继续叙述富苏拉主教的工作之前，我们要对汉口的第二届主教会议略书几笔，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浙江宗座代牧主教返欧之际。

1880年5月6日时逢休会期间，曾参加第一届汉口主教会议的宗座代牧主教投票决定了两项提案：一项是下一次的会议仍在汉口召开，另一项是仍委托明位笃主教担任会议主席。但是，埃勒夫特罗波利斯主教（Mgr d’Eleutheropolis/明位笃主教）在1883年5月17日去世了。湖北西南宗座代牧区董文芳主教（Mgr Filippi）于1883年10月从传信部收到了圣部批准了的1880年主教会议通过的《法令》，以便将它转给第三区的牧职弟兄，与此同时委托其负责召开第二届主教会议。

第二届主教会议在1887年5月6日在汉口召开，5月19日结束。此会议法令上交教廷，经传信部裁决和宗座批准的法令由传信部长西默安尼枢机（Car. Simeoni）于1889年3月27日签署后正式通知了第三区的各位宗座代牧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