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法战争在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及对浙江传教区的影响
关于在安南国建立法国宗主国的这些事件，所导致的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
1884年7月1日，新任法国公使巴德诺（M. Patenôtre）到达了上海，5日，海军司令孤拔（l'amiral Courbet）和他在那里汇合。在北京，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M. de Semallé）和总理衙门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却毫无进展。
在经过了多轮谈判之后，清政府命令撤回军队，但是法国政府坚决要求赔款。8月3日，海军少将李士卑斯（Lespès）带着舰队离开闽江锚地，出现在了台湾基隆。5日早晨8点，法国军舰开火进攻，一个小时之后，防御部队撤离了要塞。两百名海军立即登陆控制要塞，并前去占领位于锚地六公里外的基隆煤矿。10月2日，占领了基隆。10月20日，孤拔司令通知自23日起封锁台湾。……
在石浦海战之后，孤拔司令于1885年2月19日回到了基隆。24日，他接到法国部长的通知，将大米作为战争的禁运品，远东联合舰队总指挥官曾亲自建议这项措施，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迫使中国政府提出和平的请求。
28日早上8点，我们经过了一片荒凉的石浦锚地，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应该可以进入舟山群岛，到达镇海的锚地。晚上7点，我们在距离甬江口四海里外的七里屿抛了锚。
3月17日，带着“巴雅”号守卫在甬江口的“凯旋”号驶去了基隆。它的指挥官博（Baux）船长，去向李士卑斯少将转达命令，带领“拉加利桑尼亚”号前来接替监视在镇海避难的中国舰艇和指挥运粮船的“巴雅”号。
正是在李士卑斯少将启程离开前的几天，赵保禄主教给他写了如下的这封信件：
1885年5月19日，宁波
少将先生：
许多事情使我希望能够荣幸地去“拉加利桑尼亚”号上和您握一下手，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许多无法用言语在这里表达的原因使我渴望能有幸拜访您。但是，各种事情总是打乱了我的希望。另外，我们以往的不幸和目前形势下的各种困难迫使我无法做任何可能引起中国人和当局怀疑的事。就在今天，我想要取道一条偏僻的近路去拜访您。
少将先生，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您可能已经收到过许多中文的文件，其中有一份签了我的名字。我相信有必要来向您解释其中的缘由。
有超过两千艘的小船去出海捕鱼了。它们暴露在了此时在这附近的许多海盗的攻击之下。为了防范危险，渔船通常由四、五艘载着佩带武器士兵保护它们的小炮艇陪同。而今年，法国舰队的出现夺走了这项必须的援助，因为没有任何一艘载着佩带武器士兵的小船敢（而且也不可能）离开宁波港。
正是持续危险的警报威胁着这些数以千计的可怜渔民，他们的头领很多次地来恳求我请你们为他们着想发发善心。宁波道台亲自敦促他们办理此事。一切都使他们确信我的好意，同时我努力使他们了解，因为我们的情况受到了棘手环境的约束，而使我们的好意处于怎样的困境。与此同时，我写信给宁波的道台以便清楚地了解他的意图，为了避免一切的诡计和猜疑，并证明不必向法国传教士使用这样的手段，我给予他们完全地自由向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
少将先生，这封信必须通过驻守镇海要塞的中国提督的斡旋寄给你。我最好能够亲自去请求您为这些可怜的宁波人大发善心。但是，种种情况表明，我只可谨慎小心地表达这份心愿，才不致招来许多麻烦。
少将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接受转交给您的请愿书，并允许几艘中国的小炮艇去救助这么多的渔民，但是，这对于所有宁波人民来说可能是帮了个大忙，在中国人民中，以及对于官员精神的道德影响会是卓越的。我们同样要从更多方面来感谢您，因为这个善行必然会使周围的外教人对我们越来越充满信心……
赵保禄主教，在同一天写给卢类思司铎的信中向他转述了我们刚刚读到的事件，并又写道：
这封写给道台的信件似乎感动了他。他让人给了我一个充满赞扬而又礼貌的回复。为了不使我遭受到如此多的不便，他采取了折中办法，并且只是把禀单（渔民首领的请愿书）送给提台（提督的尊称）,由他转交给少将……。
少将对于主教信件的回复：
1885年5月24日，镇海前方的“拉加利桑尼亚”号。
主教：
我很荣幸地请您放心，我已收到了您于5月19日寄自宁波的信件，您告诉我这座城市的道台向我传达了许多次的请求，以便允许用来预防海盗袭击的小炮舰能够出海，保护开始捕鱼的大量渔船，而您通知我其中的一项请求已经由您签字认可了。
我感谢您的这项通报，但是直到目前，我仍没有收到中国当局的任何消息，然而，我多次收到了他们极其有礼貌的报告。我猜测他们应该自认为，我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一个要求，并且猜测他们像我一样希望似乎即将达成的和平将使这项要求变得没有必要。
主教，我向您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我能够照顾您托付我的那些人，或是获得您带给他们利益，那么我将是幸运的。
主教，请接受我出自于崇高敬意和深切感情的保证。
海军少将李士卑斯
赵保禄主教的要求并获得了这位海军少将的同意，宁波的渔民们可以离开港口去远海。虽然大米的出口被禁止，但捕鱼一直是自由的，并且渔场也从未受到过打搅，除非是渔场阻碍了航道。
两个月之前，宁波的官员曾请求宗座代牧向孤拔司令调解一起事故，宗座代牧同样曾在3月14日的信件中，向菲亚特总会长司铎叙述过这起事故：
极尊敬的司铎，您知道吗，我可能很快就能荣幸地穿过中国人的防线，前去探访善良的孤拔司令？以下是我去探访的理由和机遇：直到现在，法国人一直允许商船往来，他们有时扣留它们购买各种东西，并且支付了合理的价格。但是，就是在前天，他们捕获了一艘大船，他们扣留了货物和水手，这些水手都是宁波人。这在城里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要人们聚在一起开会，并找了一位救星。总而言之，我成了他们的人，而他们派我作为代表。情况很棘手：我的调解可能引来怀疑和其它诸多的不便。这些可怜的人以极大的排场和尊敬亲自去找宁波的行政长官：我曾向您提及过的这位薛福成道台。他们要求他给我写一封文书或是官方的信件请求我来帮助他们。我很怀疑官员会给我写这封信。无论如何，如果我收到信件，我将采取措施。我希望他清楚地了解，我和战事毫无瓜葛，我和法国舰队毫无关联，我不能以这样一种方法保证成功……
迫于绅士们的压力，官员给主教写了信，请求他向司令调解。当人们在15日或16日了解到，船上有十个囚犯已经被释放并回到了家里时，赵保禄主教准备好了处理这件棘手的事。
4月4日，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M. Billot）在巴黎签订了下述的《巴黎协定书》，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
4月19日，法国公使离开上海前往天津。正是在那里，巴德诺公使和李鸿章于1885年6月9日签署了结束中法战争的《中法新约》。
6月14日，我们认识的、于5月底来接替李士卑斯少将的理尧年少将（l'amiral Rieunier），北上上海庆祝法国国旗重新在法国领事馆升起。
理尧年司令在离开浙江沿海之前去了宁波。“昨天，我们本来期待着刘安多司铎和卢类思司铎到来，而正是理尧年司令带着四位军官来拜访我们。由于涨潮的原因，善良的人只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在上午11点到了我们这里，下午1点半就告辞了，期间，他们拜访了我们所有的机构等等。道台等着我们，但是时间不够。星期四（26日），所有的法国舰船都将离开镇海”（6月23日，赵保禄主教的信件）。
◆ ◆ ◆
我们刚才回顾了中法战争中的那些主要情节及与宁波有关的，现在就谈一下中法战争对浙江传教区产生了什么影响。
因为安南宗主国和东京事务而在中法之间发生的纷争，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对象，而自1883年年中起，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声在人群中传开了。这场战争必然使得法国人在中国人的眼中成了恶魔，他们毫无意义地来向中华帝国挑衅，威胁要侵略和占领它的土地，在居民中播撒恐惧，因而破坏了和平，这一事件给经济造成了伤害并且破坏了贸易。人们处于这些感受之中，我们不通过本地的报纸——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浙江——还没有报纸，只是通过两份在上海出版的报纸：沪报和申报来陈述，它们说法国人的坏话，将他们视作不守信用、毫无道德的人，在他们的国家里到处是乞丐和饥荒，因他们想要强占中国和它的财富。毫无疑问，由于不识字，绝大多数的匠人、工人、农民都无法直接知道这些日报上刊载的伤人话，但是他们从那些识字人的嘴里了解到这些话，而且他们坚定地相信它，并在作坊、铺子和茶馆里散布。
然而，传教士们是否属于敌国呢？由于他们曾讲授天主教的教理，谴责把中国作为交战国，因此大量民众都支持这些外国人。但是，除了舟山，直到1884年8月第一次进攻基隆之后，都没有任何的意外来阻碍福音宣讲者们的职务。
在舟山，谣言四起。1883年9月期间，人们在谈论屠杀传教士，烧毁他们的机构等等。无疑传闻满天飞，但是最好剪断这些传闻的翅膀。代理宗座代牧赵保禄告诉了孟斐理司铎舟山群岛发生的事，并请求他通知法国领事。李梅领事便写信给上海的道台，要求他命令定海的官员停止这些威胁。官员执行了命令。与此同时，同知收到了来自宁波道台的同样告诫。在这双重提醒之前，同知只得赶紧在城门上贴出一道告示，命令人们不得胡言乱语、异想天开。随后一切都恢复了秩序。衙门和传教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地和睦：
昨天，这名施副官来到西门的住院拜访我们，我们热情地招待了他；他在交谈中告诉我们：“提台将在几天后来视察要塞和防御工事等等，人们可能又会谣言四起，但是请你们不要担心，也不必写信给你们的长上，如果有什么事，请你们通知我们，我们立刻会尽力采取行动，如果这只是一些坏人散布的谣言，那么不会有什么事。”我同意这名定海厅的官员来西门，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再给领事写信，接着领事写信给道台，最后道台写信给他们，而他们受到训斥，所以同知先来通知我们……（1883年12月27日，马宗良司铎给赵保禄主教的信件）
1884年7月29日，英国驻宁波的领事曾写信给白若翰司铎：
我认为我有责任通知您，以便赵保禄主教能够知悉，上周六，在希克斯船长（抛锚在甬江上的“微风”号炮舰的指挥官）和我一起与道台的一次谈话中，我们询问他在战争期间对于城里的各种天主教机构有何相关意图。他答复在这事上他已经从知府宗源瀚那里知道了，他已决定尽力保护这些机构，但是如果他看到这样做会产生一些风险的话，他便有意命令那些占领那里的人们撤去江北。我接着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无疑应当守卫这些机构来保护它们。
赵保禄主教对于固威林领事提出的这个问题感到震惊，他要求会晤英国官员。主教请领事对于传教士们在宁波行动而产生的所谓危险放心，他又说道，目前，他只担心士兵们在舟山所造成混乱。
事实上，当局担心法国人南下舟山群岛，他们在那里增加了一大队河南人的驻军，马宗良司铎在谈到他们时这样说道：
目前，舟山人没有任何担心法国人的样子，他们反而希望法国人尽快地来；但是他们非常害怕河南士兵，他们不仅是坏人、流氓、骗子，而且是真正的魔鬼降世。主教大人说的很对：这些人是大家真正唯一的敌人（8月11日的信件）。
马宗良司铎并没有夸张，如下事件尤其足以表明：三、四个人们称之为“兵勇”的人闯进农村，强奸了一名妇女；他们为了不被揭发到首领那里，就把她杀了，随后又把她的尸体切成了六块。
当赵保禄主教表示出对于舟山传教士的情况使他担忧时，固威林领事自告奋勇地找道台帮忙，要他请求岛上军队的指挥官为了传教区的利益贴出一份告示。几天以后，人们在四座城门上读到了以下的文字：
我，成，朝廷钦差，河南军人以及其它军营的总兵，台州统领，以及我，成（提督的侄子）专门掌管定海人民……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十一（8月2日或3日），我们收到了一封薛福成道台寄来的信。他收到了一封英国领事的信件，信中说道：
由于岛上河南士兵的关系，定海天主堂的传教士和教友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请求我处理这件事，并要求发布一份告示来约束这些士兵等……
道台重视与中国签订了条约并在不同地方建立了圣堂的那些帝国的传教士们，他们必须获得我们的保护；道台也重视此时在海上发生的事件，只是担心各个军营的大量士兵，因不明知所引发的事故，道台便下令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所有的人都要遵守他的命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圣堂制造麻烦。——我们收到了这个命令，而除了这些，我们已经下达的警戒命令之外，我们召集会议发布告示。因此，我们通知当地的群众和各个军营的士兵，以便他们了解与中国订立条约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设立的圣堂都必须得到我们的保护。你们，岛上的人民和士兵们，你们必须和他们和平相处，不要去他们那里制造麻烦；不要散布谣言。如果你们违反了命令，你们一定会受到严厉而无情的处罚。
在此期间，告示取得了效果，在舟山，传教士们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同知自己也采取措施来保护居民抵抗兵油子的恶习：百来个品行最坏的河南人被开除了。同知因此组建了一支国家的卫队负责守备和担任东、北、西门外地区的警卫。
不用说，在宁波，人们只谈论战争和害怕法国人进入港口。因此，在法国人袭击基隆之后，士绅、富商、大小有钱人都开始离开城市躲去乡村，以确保他们的人财安全。官员发出告示来使民众们安心，并劝他们安心工作，但是这完全是徒劳，因为民众知道，尽管官员们许下了美好的保证，但是他们最先把妻女和子女们送去比城里更安全的地方。法国人炮击福州的消息加剧了逃亡，而赵保禄主教估计有七成的居民逃走了。
此时，传教士们并未感到担心。7月的一个晚上，有人在修女院的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其大致内容为：
人们说而且相信你们做善事；但是，请你们注意，我们知道在慈善的外表之下你们掩盖了不可告人的意图。
还有好几次，装备长枪和子弹的更夫在巡逻时，停在传教士住院前，连续敲门并且大声威胁他们。主教向主管官员检举以结束这些事件；官员没有给出任何回复，但是这些行为停止了。
8月初，道台写信给英国领事，请他转交一封信给赵保禄主教，以下是信件的主要内容：
法国人以阴谋破坏了条约，挑起战争。根据国际法，我应该抓捕所有的传教士。但是，出于特别的仁慈宽厚，只要他们所有人离开宁波，前往江北的郊区，我就同意不驱逐他们。如果他们拒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祸临头的；人们会杀死他们；我真的感到很伤心，但是我不负责任，因为我提醒过他们我不能保护他们。
这是第一道要求我们离开城里的命令。第二道命令随之而来。8月11日，固威林领事通知白若翰司铎：
今天早晨，道台又和我谈起你们从城里撤去江北的事。我告诉他你们一点都不担心目前的危险，但是这危险很有可能突然加剧。如果出现危险，他将告诉你们并且通知我。
我请求您原谅，没有更早地将上述信件转告您。在信中他承诺将尽力给予定海的天主教会一切保护，以抵抗勇猛的河南人。
领事在暗示人们会担心类似基隆的攻击和报复时，又说道：我希望，必要时您至少保证传教区修女们的安全。
然而，赵保禄主教并非毫无行动：他根据英国领事的建议写信给薛道台，并且写信给孟斐理司铎请求他要求法国领事介入——上海的帐房司铎便全力办理此事——宗座代牧不惜一切要使传教士能够留在他们的住院，以及修女能够留在她们的机构。
8月26日，主教在写信给道台陈述他无法让教会机构从城里搬去郊区时，又写道：
如果民众和士兵都对我们感到气愤，只要张贴一份告示就能使他们平复。在舟山，一份告示保持了那里的和平和秩序；在宁波也会这样。不要把宗教和法国混为一谈；法国的战争并不涉及宗教；传教士因此不必因这场战争而受苦。他们的策略无论在哪里都永远只是劝人向善和行善的策略。
主教让人将这份信件交给领事，以便获得他的意见：
固威林领事写信通知白若翰司铎，我将主教写给道台的信件还给您，我完全同意那封信里的内容，并且认为您应该尽快派人把信送去衙门。我也会写信给道台，并且我同样想要通过当天下午的船寄信给（法国）总领事。
25日，赵保禄主教通过传教士将薛道台关于放弃城里的建议写信告诉孟斐理司铎，请他向法国领事请示。第二天，帐房司铎回信说：
我去了领事馆三次，我最终见到了领事，告诉他您的麻烦，向他转交了道台的中文信件。他显得非常为难，因为严格来说，中法关系已经破裂了，中国有权力把我们从它的土地上驱逐，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其它国家的同会弟兄和修女不能留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非常理解道台的回复，但是他认为人们迟早都会因此妥协的。谅必你们的领事也都愿如此……
道台事实上希望无论哪个国家的传教士和修女都离开城里迁往江北。这也是英国领事的想法。“固威林领事告诉赵保禄主教，昨天，美国领事和我开会，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离开宁波城里；道台希望这样。留在这里有危险；我们提醒您是为了在不幸发生时我们可以摆脱责任。”法国领事给他同事英国领事的关于非法籍人员留在住院的建议将会改变固威林领事的意见。
因此，8月28日李梅总领事写信给赵保禄主教：
主教阁下：
驻宁波领事团团长、英国领事固威林先生前天写信给我，告知他从宁波道台那里收到的官方消息，道台请求他来劝说您，将教会设立在宁波城里的教会机构内的人员迁往江北。
主教阁下，我了解您是多么不愿意放弃宁波城里教会极其艰难地建立起来的这些机构，这只是暂时的，但是就目前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来看，法国当局没有有效的方法来保护你们的利益，而如果您拒绝接受中国当局为了使您和您的人摆脱危险而想要采取的措施，您将承担一份非常巨大的责任，因为这危险可能会将你们置于某些阶层民众的敌对位置，因此最重要的似乎是以适当的方法向宁波的领事团和领事团团长、英国领事固威林先生表明，我们接受他的好意，他一定愿意在可能使你们成为受害者的暴行中尽心保护你们。
我请您收到这封信后和固威林领事联系，他会把我通过同一名邮差送交给他的信中的内容告诉您；此外，我向他提出一种方法，以减少你们整个迁往江北所带来的极大不便；我确信，他会和地方当局讨论此事，而我希望后者愿意接受这样的方法。
在这同一天，8月28日，《申报》刊登消息说宁波的教堂里藏有大炮。这是这份日报第二次发表类似的谣言。卢类思司铎和白嘉禄辅理修士前往报馆，并威胁如果不依法撤回报道就将起诉经理；第二天，报纸刊登消息撤回了报道。
在收到李梅总领事的信件后，赵保禄主教向薛道台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信中说道：
几乎在其它所有的地方，官员们为了保护传教士而提出告示，因此他们获得了宁静和尊重。在紫禁城边的北京也是如此，传教士没有受到任何骚扰；人们有效地保护了他们。在这个省份，您有什么权力拒绝保护我们呢？不用多说，您不能保护我们；您之前曾说过，至少应该尝试一种方法、采取一些措施、发布一道告示，总而言之，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有所行动。因此，我们将看看阁下是否能保护我们。但是直到目前您都没有采取任何方法。如果您没有付出过任何努力，就不会表现得如此无能为力，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您不会如此无能。相反，我们仍然相信，只要阁下愿意，就能轻而易举地保护我们……
英国领事，8月29日
亲爱的白若翰司铎：
内附子夜时收到的道台回信副本供主教阁下参阅。他无法保障你们的安全。
您忠诚的固威林领事
薛道台的信中说道：
我收到了赵主教的信件，他说由于搬迁困难所以无法离开宁波城里，他极力请我张贴一份告示。我认为，中法间的战争将使我很难保护他们（传教士）。考虑到战争与传教士毫无关联，我希望人们不要骚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散居各处，有些住在城里，有些住在城外，一定会有谣言攻击他们，因为满腔愤怒的民众想要报仇雪恨。而且，尽管官员如何想要保护传教士，但他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求领事通知传教士迁往江北，使得他们都能在那里获得如同其它国家侨民一样的保护；在那里保护他们是我给他们的一个特别仁慈的有效措施。如果他们不愿离开城里，我不会强迫他们，但是我不认为有必要保护他们；尽管我知道应该保护他们，但如果他们遇到危险，他们一点都不能怪我。事实上，民众的愤怒很难平息，就像我听说在其它国家里也曾发生过。这段时间，由于法国人制造的战乱，士兵被派往各地，而我确实不能保护散居各处的法国传教士。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请领事劝告赵主教不要放弃这个离开的好机会，不要让我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果他前往江北，那里会有士兵保护他们；如果他们留在城里，我非常担心民众不顾传教士们都是好人，也不在意以后是否会达成和平，他们突然因愤怒而起来闹事。
事不容再迟疑。8月30日，三名修女离开城里前往江北；官员的意愿第一次如愿以偿，而主教希望其余的修女和传教士的出发能够延迟。但是第二天星期天，白若翰司铎收到了固威林领事如下信息：
道台没有对于我寄给他的、关于其它国籍修女问题的信件给予答复，但是他刚刚派来一名下属，告诉我城里一名姓重的要人通知他有一个摧毁城里法国人机构的阴谋，道台担心，我们当天早上获得的北京政府宣战的消息一旦被公众知道，他们就会实行计划。他请我向您转达他的命令，除了意大利籍之外的所有修女和所有外国传教士都应该放弃住院。他打算在住院的门上张贴一张告示，告诉公众没有任何法国人住在这里，并且派一名卫士去教堂。
这是我的建议：主教要寄送一份服从道台指令的申明，同时给我一份申明的副本；尽快让我和道台知道你们启程前往江北的时间。
当天晚上，薛道台急派一名衙役把必须要张贴在传教区机构大门上的告示拿给富苏拉主教。告示被退还给了薛道台，因为在告示里没有指出对于试图骚扰传教区机构的坏人所采取的惩罚。但是，第二天，告示只字未改地又送了回来，必需收下它。固威林领事在最后一刻获悉，非法籍的传教士能够留在住院，同样非法籍的修女被允许待在仁爱会的会院。
9月1日，四名还留在会院的法国修女前往江北；——两名比利时和两名意大利修女替代了她们。圣婴善会中年龄较大的女孩子不时地以二、三人一组加入前往江北的修女。最后，在晚上6点，赵保禄主教、白若翰司铎和伊伯铎司铎离开住院；徐志修司铎和舒清笙司铎前来住院接替他们。1个半小时后，一群人聚集在传教区机构的门口，听到他们念宁波城首长的告示：
宁波道台薛福成，布告：这座住院属于基督宗教。现在，法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前往江北居住了。这里只有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根据条约我必需保护他们。在里面，还有一些孤儿、病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我提醒官兵和民众，无论是谁都不准骚扰他们，否则将被问罪。
富苏拉主教向高级官员正式宣布所有的法国人都离开了城里，与此同时他抗议道：
在北京，甚至是在紫禁城脚下，传教士都享有一份深厚的和平。太后颁布了一条特别的法令，命令官员们保护我们；而人们以或多或少的严重危险为借口，不公正地把我们赶到这里，但是只要人们愿意，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制止危险的发生。大人，请您注意，宗教既不属于法国，也不是政治，而我的权力来自于罗马。我们离开了，但是其他的传教士接替我们；他们继续我们的事业；您要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责。
9月2日，薛道台写信给固威林领事：
昨天，我收到赵主教的信件，信中通知我在前天晚上6点，所有的法国人都离开了城里，我感到极大地欣慰：只有赵主教说是出于道台的强迫才离开的，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战争使得条约失效，我不能保护他；另一方面，我不能和愤怒的民众作对；因此，尽管我采取了这种方法，我把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以更方便地保护他们。这是我善意的结果。农历七月初七（8月27日），皇帝发布了第一道告示，不仅保护欧洲各国的商人，而且保护法国人，无论是领事、传教士、商人，还是教友，只要他们和平地生活；这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法令。赵主教抱怨没有收到回复，但是现在，由于战争，我很难和法国人保持联系。当和平重建时，我们将把他们当贵客对待，而信件也将不会迟迟没有回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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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上演的戏剧事件结束了。十天后，发生了第二件事；舞台转往了定海，除了已经出场的三人：赵保禄主教、薛福成道台和固威林领事之外，又加入了两位：舟山总兵成邦干和知府贝锦泉。
9月10日，富苏拉主教收到英国领事的官方信件，薛道台请领事转告指示主教：
舟山当局感到它们无力确保住在这座岛上的法国人的安全，而道台希望他们能够离开舟山岛。
经赵主教和固威林领事不懈的努力，最后还是撤离。修道院院长、三位修女和圣婴会年龄较长的女孩子，总共五十三人，于10月13日离开舟山前往宁波。
14日，两名（比利时和意大利）修女和中国修女路济亚一起从宁波来到舟山，三名刚刚穿上仁爱会会服的中国修女接手了她们原先的耶稣圣婴会院。第二天，徐志修司铎离开圣母升天堂前往定海的圣弥额尔堂。
但是，不只有舟山曾给赵主教带来麻烦和忧虑，与此同时，杭州也曾给这位年轻的主教造成了同样的困扰和类似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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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9月４日，吴纳爵司铎写信给赵保禄主教：
9月4日下午4点时，一名衙役来请我去见杭州城的巡抚。我被带去了中国人的孤儿院，在那里，除了这名巡抚之外，还有一排其他的下级官员，以及一群旁观者。他们对我说：我们应该直接去您的住院，但是这样做会引起民众的过分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召您来这里，而不是去衙门。我们并非想要用一种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想要以一种善意劝告的方式和您商量并告诉您，所有住在你们住院的欧洲人，都应该撤往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无法保障你们的安全；而其他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毫无阻碍和担忧地留在会院。我们向您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是：你们的会院被人视作依附于法国人，并且属于他们，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并且一直以来都保护着你们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民众认为你们就是法国人。我答复说：我不是法国人。他们回答我说：我们相信您不是法国人，但是如果突然发生暴乱，我们无法保护您来反对民众的怒火，因为正如我们曾告诉过您的那样，民众无法区分并且他们认为您就是法国人。我答道：基督新教徒也撤离吗？他们回答：他们不撤离，因为他们都是另一个非交战国的人，民众都清楚这些人。我答道：我感到惊讶，你们说我们的会院和住在那里的人不会遭受任何的伤害，但我不是法国人，你们却不能保护我。他们回答：唯一的原因是您被视作依靠于法国人，并且民众把您看作是法国人。我答道：我在接到我长上的命令之前不能离开，因为是我的长上派我、而不是我自己来这里，所以我不能自已离开。他们回答：需要多久可以收到他做出的安排？我答道：至少十四天。他们回答：这太久了，但是我们接受您的这个期限。
经过主教不懈地努力，敌战国修女到上海，吴纳爵司铎留在杭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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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叙述的第四个事件、也就是最后的、唯一的悲剧。按年代来说，它同样是这整部剧目的第一出。事件发生在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剧中主角同时也是受害者，是有着传奇人生的“董增德司铎”（董增德司铎出生于意大利的比通托（Bitonto），他的圣名是多明我）。他从第一场起就上台了。
如果说各地都在议论发生在台湾和福建的事件，那么在温州更胜于其它地方，因为这座城市更加靠近演出这悲剧的舞台。在那里，谣言、甚至是威胁持续不断。为了防止那些可能发生的事，必须结束这些荒谬的声音，英国领事要求道台为所有欧洲人的利益发布一份告示。庄延龄领事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这是在1884年8月末发生的事。
然而，董增德司铎在9月6日的信中写道：
8月31日晚上10点，城里的一些可恶的无赖在衙门的墙上贴了一张小布告，布告上说是天主堂在中国发动战争，明天（11日，星期天）会有3000名教徒来做准备等等。我立刻让人揭下这张布告，并且前去拜访代理税务司德达那先生。同一天，永嘉知县也来找领事和代理税务司了解实情。两人都告诉他这张布告上写的是假的等等。星期六晚上，德达那先生来找我，并且要我明天（星期天）禁止教友来这里，还要我私下举行弥撒。星期天，我完全按照他的要求来做，早上6点所有的事都完成了，我自以为平安无事了。将近早上8点时，人们开始在街上制造风声，说有3000名教徒马上就要来庆祝主日了。街上水泄不通，许多人安静地坐着。我立刻派人去通知德达那先生，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了永嘉知县。11点45分，人们通报知县带着捕丁和4名秀才来看我。我向他们表示了一些敬意。他们想要参观我们的圣堂，午后他们离开时对我说：不要在意街上的闲言，也不要听路人的碎语，不要害怕等等。
知县的这个办法既讨这些无赖的厌，又让他们对这官员感到不满；董增德司铎继续说道：
在三天中，人们在道台衙门、县衙的墙上，以及我们住院的门上贴了一些布告。
这里有两份布告的样本。第一份抨击我们的布告贴在传教士住院的围墙上；布告上写着：
中国人素以善良、尊敬、正义对待所有的人民，而所有的外夷君主都必须向中国人敬贡。但是有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其实都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禁止我们向神像敬香，改变我们的风俗和礼仪；他们的言行都是倒行逆施；他们引诱人们相信他们的迷信，破坏法律；而那些轻率的人们则任人摆布加入他们，因此丧失了本性。这样的品行只会遭到天谴。
现在，这些外国人都成了我们的敌人，他们必须离开城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给他们必要的时间准备他们的行李；但是他们应该抓住这个良机尽快启程。如果他们还留在这里，我们将带着长枪来；他们可能不会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提醒他们。
人们能在县衙的墙上看到更为粗暴的内容。
浙江省温州城中人民的忠告。你们所有的人都听好这个忠告：法国人在破坏了条约的规定和袭击了我们的军队之后，最终攻占了福建省的基隆港；我们的兵士无法对遭受的失败进行报复。我们的城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福建省重要的近邻温州城将紧随其后陷入危险之中。敌人的军舰可能驶抵这里，尽管我们的港口守卫森严，但是我们仍无法抵御。此外，在我们的城里还有法国人的天主堂；那里藏着他们阴暗的贼窝，而他们的住院则是阴谋的策源地。我们所有人为什么对这些事情只做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呢，为什么我们对此一直以来无动于衷呢？我们这些勇敢的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帝国效忠，拯救我们的父母、妻妾、兄弟和姊妹。因此，让我们暂且再等一等，等到正午听见铛铛的敲打声，我们一起集合起来，带着长枪去天主堂；我们将包围那里，并且冲进去，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将杀死所有找得到的基督徒。永远都要消灭这些人数众多而又危险的基督徒群体、我们帝国的败类！因此让我们行动起来，我们的严厉仍旧太过仁慈，无论如何这样做都将有利于公众的安全。你们所有同意这一设想并渴望它能实行的人们，鼓起信心和热情，用烧杀来雪耻你们受到的凌辱。因此请你们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
这份煽动者的布告在农历九月初十的晚上被张贴出来。
庄延龄领事认为这些抨击文章的始作俑者是住在温州的某一个福州文人。
由于发生了我们刚才报道的这些事件，英国领事和代理税务司要求知县发布一份布告，引导民众恢复理智。这份落款为农历九月十一、公历8月31日的布告于9月3日张贴了出来。布告写道：
我为了平息民众发布一份布告。中法战争之后，在我们中国的港口发生了一些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完全与温州城里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无关。
一段时间来，当欧洲人上街时，民众们都责骂他们；而一些刁民只顾他们偏激的冲动，竟敢前往欧洲人的住所，在他们住所的围墙贴上布告。这促使我发布一份布告。
最近几天，民众还煽动了一些谣言，说在农历九月十一天主堂要庆祝一个重要的节日，借此机会，会有大批的人去教堂参加节日；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九月十一，我亲自派了两个人去天主堂查看，但是什么都没发现。因此，显然所有的这些谣言都是假的，都只是一些恶人的煽动。我为此感到不安，不仅派了地保和衙役小心注意民众的安全，并且发出一份新的布告，我希望所有人都明白我的目的和理解我的想法。父老乡亲们，请提醒你们的子弟们不要听信和散布谣言；礼貌地同遵守条约的欧洲人和平共处。无论在哪里，如果地保看到有人在墙上张贴匿名的布告，就会抓住他们，送往衙门，他们将受到审问和毫不留情的惩罚。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并且我写了两份布告；但是我希望民众保持平静，操持劳作，并且认真遵守我在此严正发出的命令。
在一封写于农历九月十五的信中，董增德司铎继续讲述了一些发生的事件：
我在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中谈论了些什么呢？我忘记了……我的脑袋几乎晕头转向。我还是像一个疯子那样，一点都不能镇定下来；神经系统处于斗争的状态，稍有传言或是叫喊，血脉就起伏波动。让我们来谈些积极的事情吧：借着天主的仁慈、无玷圣母玛利亚和炼灵的护佑，我还活着，并且还留在会院里！！！自从永嘉知县让人把布告张贴在整座城里之后，传言几乎都消失了。在张贴了这份布告之后，道台曾询问庄延龄领事，是否可以让我去领事馆住几天，而道台会让人来保卫我们的会院。领事回绝了道台，他回复说：首先，让温州城里唯一的一位属您管辖的教士离开，会是丢脸的事情；其次，即使他自己愿意来领事馆住，他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必须先得到主教的许可才行；最后，请您注意我告诉过您的，天主堂里的欧洲人是一个意大利人，而非法国人。当然，如果您想要捉弄他，要他离开城里来领事馆住，我想这位感到自己受到冒犯的意大利人会写信给上海的意大利领事，恐怕日后意大利领事会进行报复等。（领事这么说是为了吓唬道台）。因此，道台回复说：那么好吧，他可以留在会院。永嘉知县为了同样的事写信给德达那先生，代理税务司以领事相同的基调答复了知县。总之，传言都过去了，这次的考验使得我们的教友有两周没有过主日了，（这是庄延龄领事和德达那代理税务司给我的建议）。昨天，九月十四，我在上述两位先生的建议下，按时举行了弥撒圣祭：除了妇女之外，我们所有的教友都来参加了，一切都在平静和安宁中度过。主，我实在当不起！！！
七天来，我们再也没有在我们会院、或是道台衙门和永嘉县衙的大门上发现告示了。在我们大门口的墙上张贴了两份布告。其中一份贴在墙上的布告是关于所有欧洲人的，而另一份贴在木板上的则仅仅是关于天主堂的，官员派地保早上挂出、晚上摘下，并且在白天看守着它。
关于张贴在墙上的第一份布告：在传言开始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农历九月十三（9月2日）早晨，我正在喝咖啡，突然我听到有人叫门：开门，快开门……您能想象到我不知道往哪里逃。我马上打开会院的边门，派我的人去通知朱大爷（他是我们的一个邻居，如同布告上写的那样，他在永嘉知县不在时作为代理负责监督我们。）当我派人去通知朱大爷时，我的人打开大门一探究竟；他们发现是一位住在我们会院里的乐清教友，抓住了一个人的辫子，正是他在叫门。我们得知，这名抓住罪犯辫子的教友告诉我们，他路过会院门口时，这个罪犯和另外两个坏人想要揭下布告：三个人中的一个已经开始从边角撕下布告。因此我们的教友抓住他的辫子、叫门，而另外两个人见此情况就敲打我们教友的手臂要他松手。我们的人就把那罪犯拖进会院。我让人叫来地保，与此同时我让人去通知德达那代理税务司，他随后把这事告诉了永嘉知县。地保到了，我把这个求饶的可怜坏蛋交给了他，而地保则把他交给了朱大爷。朱大爷在严厉地叱责了罪犯之后，把他放了回去。得知此事之后，我就告诉了德达那代理税务司。一刻钟之后，四名衙役来会院抓罪犯，我把他们打发去朱大爷那里，而什么都没找到的地保空着手去禀告官员了。在此期间，德达那代理税务司又写信给永嘉知县，告诉他：得知罪犯被朱大爷释放了，他极力要求在释放罪犯之前先处罚他。永嘉知县随后派出一些衙役，而这个可怜的坏蛋又被抓住关进了监狱。今天是农历九月二十七，由于永嘉知县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事情，可怜的罪犯还被关在监狱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此事，可能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甚至再也不敢保存这些告示了。
现在，这些中国人中的无赖看到他们什么都无法得逞，就控诉我们，先是说我们的教友对于菩萨挖去眼睛。在乡村和城里，确实有许多菩萨的眼睛挖去了；这是魔鬼自己还是我们的仇敌干的呢？我们不知道。其次，在一个小地方瑞安，那里有一大片墓地，有一天人们发现了九具打开的棺材和一些无头的尸体；随后，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教友干的，因为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就会敲击亡者的头颅，如同和尚做的那样等。头被拿走是真的。谁干的？天知道……
几天之后，两个属于一个佛教派的人因为破坏菩萨眼睛而被当场捉住；他们受到愤怒的人群一阵殴打之后被送去官府。这仍不能阻止人们继续控告教友破坏文物。
董增德司铎在9月27日的信中写道：“一错再错！”正是代理税务司的离开引起了董司铎的惊叹。因为，德达那先生在这段混乱的时期竭尽全力为董增德司铎服务；正是他和庄延龄领事一起要求知县保护传教点；他不时地派他的人来查看我们住院周围是否有反常的事情发生；稍有一点反对天主教传教士的风声，他就会通知当局。每周三、四次，他独自一人前来拜访董司铎，安慰并鼓励他。董司铎因此设想，在这危急的情况下，见到这样一个支柱离开会是多么的痛苦。
总之，从人性角度来说，没有了这位护守天神，我认为我们的会院在此刻就会被烧毁，而您的仆人则会尸首无踪！他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啊！每次我见到他时我都安慰得想要哭。但愿仁慈的天主百倍地赏报他，使他在现世中获得一份更加热忱的生命，并在永生中获得恩宠的冠冕。——董增德司铎在9月15日的信中向赵保禄主教这样表示他对德达那先生的感激之情。
温州的传教士董增德司铎亲自讲述了自八月底至九月末在城中突然发生的各种意外。自从9月8日起，人们不再看到有抨击天主教会的小册子出现了，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庄延龄领事和德达那先生都安慰董增德司铎不必担忧，而董司铎慢慢开始预见那些更美好的日子了，突然，灾难发生了！
10月4日，周六晚上。这天白天平静地过去了。会院外一片宁静。董增德司铎刚刚上床安心休息，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叫喊声，与此同时，门上发出了剧烈地敲击声。他立刻下床，匆忙穿上衣服下楼。他想要派人去通知官员来救援，但是人们答复他基督新教的房子已经着火了；街上聚集了成千的人包围着住院。人们看到街上舞动着棍子、长矛和长枪。情况危急；门已经被粗暴地撞开。人群飞快地涌了进来，但是两条忠实的狗使他们一时无法靠近。趁此良机，得赶快逃走；会院被占领了；疯狂的人们追问欧洲人的去向，到处搜寻。董增德司铎跑到会院后面，想要越过分隔会院和邻居之间的围墙。但是围墙太高了，爬不上去。他爬了三次，跌下来三次，筋疲力尽，并且腿也受伤流血了。他最后一次振作起来，抱怨至圣童贞圣母玛利亚竟如此不顾惜他，并且尝试全力一搏。猛地一脚踩在墙上的一块空砖上；另一脚也随之而上。终于有了两级台阶可以爬上墙、跳到墙的另一侧。真险啊！董增德司铎刚爬上墙头，就看到近处有四、五个人站在会院的房顶上洒火药和火油，准备放火。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们可怜的同会弟兄毫无防备地滑落在地上，去请求邻居们的庇护。他不能逃很远；大街已经被那些匪徒占领了，他们切断了退路。哀求这些人的怜悯是徒劳的，他们会以威胁来拒绝他，他们会同样拿着棍子不让他进门。最后，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厚的善良老人示意他进屋，尽管他的妻儿们都拒绝这样做。他躲在厨房角落的一堆柴火后面，我们亲爱的逃亡者知道发生的一切。他听到大火发出的噼里啪啦声将他心爱的会院吞噬；他看到火焰被风吹到他这边，或许很快就会烧到他最后的避难所。耳边人们的叫喊声，让他能了解发生的所有事。人们一直在找他。有几个家伙闯进他躲着的厨房。他看到他们，听到他们在谈论他，询问是否有人看到他，对于他能逃脱感到吃惊。其他人则在讲述他们在他房间里找到并拿走的东西。房子的男主人为了不露出马脚，随声附和这些匪徒，并且还对他们的破坏和威胁大加赞许。董增德司铎衣衫褴褛、酷热难当、心力交瘁和持续惊慌地在这个痛苦的避难所度过了整晚和整个主日。
在混乱和惊恐中，住院里的人都没有看见董增德司铎逃走。第二天，这些可怜的人含着泪水，心情沉重地在冒着烟的住院废墟里翻找，想要寻找他们司铎的遗体，而一群外教人则在争抢一些逃脱火海的遗物。确信他已经去世了的教友们虔诚祈祷，来表达他们的感激，和减轻他们的悲痛。
与此同时，董增德司铎找到了方法让人去通知官员在他住的地方所发生的持续危险。很快，官员大人就准备来救他。轿子都聚了起来，打起了灯笼；配着长矛的骑兵跳上马；步兵们去找他们的旧长枪；铛铛声响起，队伍开拔了。
官员在距离董增德司铎躲藏的地方五十步开外，让队伍停了下来。他叫来一名随从，并且派他带着一顶轿子去请我们亲爱的同会弟兄离开他躲藏的小角落。这名随从是一个文人，他请董增德司铎迅速穿上他带去的官服。董增德司铎为了使这一身如此显赫的装扮更为逼真，希望至少能给他一点水擦脸，因为他被烟足足熏了一天一夜。但是天色已晚，而且时间紧迫。套上一双长靴、穿上一件系着昂贵腰带的丝袍，头上戴着一顶绣着金花的礼帽，我们的这位新官威严地走在街上。努力遮住长长的胡子。随从一个手势，他就上轿赶上那名还躲着欺骗人群的官员。随从队伍调了个头，重又折回去衙门的路，有四名骑兵和几百名兵士在路上护卫，队伍穿过探究如此喧闹原因的好奇人群，董增德司铎既没有被拦住也没有被认出。在路上，他得经过我们住院和孤儿院的废墟。他看到这些堆积着的残垣断壁该多么心痛啊！
在衙门，官员竭尽全力地对他表现出慷慨。
董增德司铎希望能看到他的仆人们，并且了解教友们的情况。而另一方面，仆人和教友们也在到处寻找他们的司铎，无论生死都想找到他。他们在城里四处奔走，人们向他们关上门，即使付钱也无法得到食物。他们去衙门敲门打探，但也被打发了；他们装扮成乞丐，想要重新登门，却挨了打。然而，他们很快确信董增德司铎还活着，最终他们找到了他。教友告诉他孤儿们的遭遇，因他心中充满了对他们不安的想法。他们在这场灾难中怎么样了？他们是否逃离了火海？在民众的暴行中怎么样了呢？我们亲爱的同会弟兄高兴地了解到，一名军官带着几个兵士成功地把他们从匪徒手中救了出来，这些匪徒已经占领了这些可怜孩子居住的孤儿院，并且折磨了几个从乡下来望第二天弥撒的教友。
他们的救星把他们带去了外教人的孤儿院，现在他们还住在那里。只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没有找到。没有一点踪迹可以找到他。
在照料孤儿的外教妇女们的看守下，各种危险的警告威胁着我们可怜的孤儿们，董增德司铎写了几个住在乡村的教友家庭名字，并且请他的仆人从第二天起把这些孩子带去这些教友家里。
10月6日，星期一，天一亮，前一天的随从们组成了列队保护我们倒霉的英雄去领事馆，庄延龄领事住在温州城外的一座小岛上（温州瓯江上的江心屿）。
那官员曾给了他一些欧式拖鞋和几块银元让他能回到宁波。他买了一条原来式样的裤子；领事又给了他一顶希腊便帽，以至于我们正直的董增德司铎有了一身惹人注目的花哨装扮。
两天之后，他穿着这身打扮到了宁波。正如人们一再告诉他的那样，他确信我们所有的机构都被夷为了平地，他不愿下船。去哪里呢？住哪里呢？人们还告诉他，甚至是在上海，所有欧洲人的房子也都被摧毁了。该怎么办呢？
我们得到他到了宁波的消息，就亲自去接他。他讲述的那些不幸事件冲淡了重逢的喜悦……
并非只有天主教传教区的机构遭受大火的吞噬；匪徒们在涌向天主教传教区机构之前，已经烧毁了基督新教牧师们的房屋；此外，他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袭击海关大楼。危险威胁着住在温州的所有欧洲人的小团体。接到通知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和英国海军司令，将“微风”号从宁波急速派往温州。战舰的抵近引起城里一阵恐慌。城里的官员急忙去向英国代表表达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事件的歉意，并以现金赔偿了所遭受的损失——三万五千银圆。10月21日，庄延龄领事通知董增德司铎：“根据您的估算，我收到了七千多银圆；两个月后您就可以回到温州了。”同一天，由道台、总兵、知府和知县发布了一份告示写道：
非常遗憾，在温州城会发生同样的事件；欧洲人想要摧毁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从中调解，而因为我们的调解，欧洲人原谅了你们。因此现在请你们保持平静；所有躲在乡村返回的人，我们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过，我们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搜寻挑动反对欧洲人的主谋；如果抓住他们，他们将被杀头。
11月3日，傅道安司铎来到温州。当月17日，董增德司铎回到了温州，返回后的第三天，他在信中写道：
这些天，永嘉的官员派衙役去搜寻匪徒或是他们的首领；人们说已经抓住并监禁了十二个人；温州城重又恢复了平静……
赵保禄在11月26日写给庄延龄领事的信中感谢他协助发放赔款的事宜，并且写道：
董增德司铎后悔忘记把几户教友家庭遭受的损失登记造册，因为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多少与我们有关，所以我们想要做出补偿。因此那笔落到了我们身上的赔偿金远不够了，我们后悔没有定下一个更大的赔偿金额，以便面对新的必要开支。
传教区收到的赔款升到了七千三百五十九银圆，其中半数以上的赔款相继用来购买了有建筑物及没有建筑物的地产。
富苏拉主教叙述温州悲剧的这封信不只是转载在了《传信年鉴》和《天主教传教区公报》中，而且1885年4月24日，董增德司铎在信中写道：
这封信被发表在了报纸上，一直传到了不朽的比通托……并且因此使得我那曾发誓不再认我的善良父亲如此突然地放弃了誓言写信给我，四年来他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尽管全家因为悲伤而陷入沉思,可是我仍要感谢天主让我收到他们的消息……
赵保禄主教任期的第一年充满了忧心和不安，甚至是各种痛苦，因此人们理解他会在3月份写给修会总会长司铎的信中说道：我可能还从未感觉到过您给我的担子是如此的沉重。但是，6月份和平达成了，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这是浙江的传教士值得高兴的日子，纪念他们的主教祝圣一周年。
在上述的章节中多次提及皇帝的圣旨，它命令省府当局在中华帝国里像保护其他居住的外国人一样保护法国人。我们将以这道圣旨的引文来结束这一章的内容。
1884年9月29日，光绪十年八月十一日。
法国人早前破坏条约，背信弃义，并且发动战争，我们命令提督和沿海各省巡抚把防御部队派往前线，全力以赴攻击法国人；但是照常保护各个国家的商人和其他人员。我们另外指出，在这些必须受到保护的人中也包括法国使节、传教士，以及其他恪守职权的法国人。这项决定是出于真诚优待外国人的想法。
居住在外海各座岛屿上的所有中国人，我们劝告你们不要忧心关于战争的新谣言，以免受到蒙蔽。钦此。